第39章(1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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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晚,章纶和钟同被锦衣卫逮捕,被关入著名的诏狱。明景帝朱祁钰指名其心腹锦衣卫指挥卢忠监审,卢忠亦摩拳擦掌,一定要追究出幕后主使。章纶、钟同备受酷刑,都只说意由己出,并非人授。

  主审的刑部官员已得到司礼监大太监兴安授意,一定要追究出章、钟二人与南内太上皇朱祁镇有勾结,因此用尽了酷刑和荼毒手段,“榜掠残酷,血肉狼藉”,非逼迫章纶、钟同招供出与太上皇是如何联系的。章纶和钟同这两人也是铁骨铮铮的硬汉子,“濒死,无一语”。

  刚好这时候大风扬沙,天地晦暗,伸手不见五指。刑部审讯官和监审卢忠也有些害怕,怕遭到报应,这才停止用刑,将章纶、钟同关回狱中。

  新科进士杨集非常佩服章纶和钟同的气节,也痛惜二人的遭遇。愤怒之下,连夜写了一封信,投递给了当朝重臣于谦。

  杨集在信中说得非常不客气,大意是:“奸人黄献议易储,不过是为了逃死,诸公竟然仓促之间促成其事。别的人也罢了,你于公是国家柱石,难道不该想想如何善后吗?今章纶和钟同又下狱了,如果他们死在杖下,诸公就可以安坐高堂,享受俸禄,无奈清议不会宽容。”

  于谦读过信后,心中很有感触。但他亦有太多无奈——

  瓦剌兵临城下的危急关头,他敢于挺身而出,高呼“社稷为重,君为轻”,只因国难当头时,君依赖于臣,军国大事无不言听计从,因而他有力挽狂澜的力量。然局势一旦平静下来,君主便又是高高在上的九五之尊,大臣只是皇权的卑微附庸。

  于氏过世的多智的妻子董氏曾将大臣与皇帝的关系比作侍妾与丈夫,丈夫可以任意买卖侍妾,甚至随意主宰其生死。明朝皇帝亦如此对待大臣,升降一凭己意,不高兴了,还可以用廷杖之刑在午门打大臣屁股。

  于谦倒不是畏死,也不是没有钟同和章纶的勇气,他只是知道自己冲不出体制的桎梏。皇帝不中意听的进言,即便他是兵部尚书,一样是人微言轻。

  内心深处极度迷惘,一腔焦灼愤懑,实无可宣泄,于谦便将杨集的信笺拿给了新近入阁的大学士王文。

  王文初名强,字千之。束鹿人,与靖远伯王骥同乡。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授监察御史,持廉奉法。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迁陕西按察使。正统三年(1438年)正月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后召为大理寺卿。又迁右都御史,巡视延绥、宁夏边务等。进左都御史,为政整肃。明景帝朱祁钰即位后,召掌事。为人深刻有城府,面目严冷,中实柔媚。景泰三年(1452年)加太子太保,后改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直入文渊阁,由此开二品大臣入阁的先例。不久前再进谨身殿大学士,兼东阁。

  王文看了信,只笑道:“书生不知忌讳,不过这杨集还挺有胆量,可以给他个官当当。”于是授杨集六安州[2]知州,命其立即出京上任,不得延误。

  杨集与于谦义子于康及女婿朱骥相熟,其写信本意并非要责骂于谦,而是想激励于谦出力营救章纶和钟同二人。而于谦之所以拿给内阁学士王文看,也是想商议一个办法,但王文轻描淡写,有意忽略了于谦的用意。

  但无论如何,于谦身为朝廷重臣,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作为,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京师保卫战中精明果断的他,而今却表现得如此犹豫不决,这只能说明他已经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在残酷的皇室内部权力之争中,没有公平正义可言,完全是皇帝个人私利的算计。于谦的疏离与冷漠,间接表明他对朝廷政治失去了热情和兴趣。而被士民寄予太多希望的他,在日后反而将成为这场闹剧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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