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2 / 3）
这次谈话是在那间空荡荡的大房间里进行的。我在那里一边等着主教的到来，一边就法衣圣器室被窃之事给苏维埃主席雷恰洛夫写调查报告。
这个房间与普通的办公室毫无差别。笨重的文具和在旧俄时必备的摆设——“宝鉴”占去办公桌的一个。“宝鉴”是一个三棱镜，上面贴着做为永久法律和法令的著名的彼得大帝的敕令。
“……如果人们都不守法，或者如同玩纸牌，愿出哪一张就出哪一张，那么，即使把法律写在纸上也是白费。世间不会重蹈我们的覆辙。然而，某些现象尚存。一切邪恶将受到真理的惩罚。”
“宝鉴”上的那张写着法令的纸已经发黄，从二月革命起没有再换新的。
驼背仆人送来了墨水，倒进墨水瓶里。他确信，我不再需要其他东西后，就退出了房间，小心翼翼地在身后关上了门。
无论是调查报告，还是提纲，我过去都没写过。我搞过宣传，坐过牢，在集会上做过演讲，打过枪，可是写报告……尽管在我面前摆着克贝尔和卡尔塔绍夫的报告样本，我仍然是提心吊胆地去迎接这种陌生的工作。
“兹向您报告……”头一句话似乎还行，往下就越写越糟。我被那些烦人的“这方面”“那方面”“上述”“下述”之类的用语弄昏了头脑。我一连撕了好几张纸，而调查报告仍没写出来。
已经是下午一点了。我连早饭还没有吃，可是我一点儿也不想吃东西。正在倍尝创作之苦时，接到了雷恰洛夫的电话，他要我两点钟去见他。这表明，不是在两点半，也不是在三点，要在两点整，准时去见他。
有时，我觉得民警局苏维埃主席的整个生活就是为了反驳那句谚语：俄国人的每一个小时都要长一些。在他的概念里，这一个小时同德国人或者英国人的毫无差别，也同样由六十分钟组成。
一般来说，绰号总是暗示着一个人的某种不寻常的特征。雷恰洛夫以绰号“帐房先生”而出名，这是指他过分认真、守时和严于律己。
我们是在一九○四年认识的。当时他领导着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而我和中学的同学们常去拜访他。不过我们交往从密还是在流放期间。
我参加了一九○五年十二月党人在莫斯科举行的武装起义，在斯托雷平反动派气焰嚣张之时，被控告有罪，有可能被处以绞刑。但是我很走运。两个证人在法庭上改变了自己的证词；而另外一个最危险的证人，则在出庭的前天晚上死。总而言之，我只被判处流放。
判决使审讯员大失所望。他审问了我三个多月，当然，他指望重判。那是个胖子，患有多血症，家庭里正闹不合，上司对他又有成见。而他又遭受到新的挫折……
“别难过，”我安慰他，“听说，在托波尔辛那流放的犯人象苍蝇似地死去。”
“您是不会死的，”他忧伤地说，“年青又健康，面色白里透红。您干吗不在那儿定居呢？那里是省会，知识分子又多，还有戒酒协会和中学……我本人就是在那儿出生的——我都清楚。如果您想知道的话，那可是西伯利亚的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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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房间与普通的办公室毫无差别。笨重的文具和在旧俄时必备的摆设——“宝鉴”占去办公桌的一个。“宝鉴”是一个三棱镜，上面贴着做为永久法律和法令的著名的彼得大帝的敕令。
“……如果人们都不守法，或者如同玩纸牌，愿出哪一张就出哪一张，那么，即使把法律写在纸上也是白费。世间不会重蹈我们的覆辙。然而，某些现象尚存。一切邪恶将受到真理的惩罚。”
“宝鉴”上的那张写着法令的纸已经发黄，从二月革命起没有再换新的。
驼背仆人送来了墨水，倒进墨水瓶里。他确信，我不再需要其他东西后，就退出了房间，小心翼翼地在身后关上了门。
无论是调查报告，还是提纲，我过去都没写过。我搞过宣传，坐过牢，在集会上做过演讲，打过枪，可是写报告……尽管在我面前摆着克贝尔和卡尔塔绍夫的报告样本，我仍然是提心吊胆地去迎接这种陌生的工作。
“兹向您报告……”头一句话似乎还行，往下就越写越糟。我被那些烦人的“这方面”“那方面”“上述”“下述”之类的用语弄昏了头脑。我一连撕了好几张纸，而调查报告仍没写出来。
已经是下午一点了。我连早饭还没有吃，可是我一点儿也不想吃东西。正在倍尝创作之苦时，接到了雷恰洛夫的电话，他要我两点钟去见他。这表明，不是在两点半，也不是在三点，要在两点整，准时去见他。
有时，我觉得民警局苏维埃主席的整个生活就是为了反驳那句谚语：俄国人的每一个小时都要长一些。在他的概念里，这一个小时同德国人或者英国人的毫无差别，也同样由六十分钟组成。
一般来说，绰号总是暗示着一个人的某种不寻常的特征。雷恰洛夫以绰号“帐房先生”而出名，这是指他过分认真、守时和严于律己。
我们是在一九○四年认识的。当时他领导着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而我和中学的同学们常去拜访他。不过我们交往从密还是在流放期间。
我参加了一九○五年十二月党人在莫斯科举行的武装起义，在斯托雷平反动派气焰嚣张之时，被控告有罪，有可能被处以绞刑。但是我很走运。两个证人在法庭上改变了自己的证词；而另外一个最危险的证人，则在出庭的前天晚上死。总而言之，我只被判处流放。
判决使审讯员大失所望。他审问了我三个多月，当然，他指望重判。那是个胖子，患有多血症，家庭里正闹不合，上司对他又有成见。而他又遭受到新的挫折……
“别难过，”我安慰他，“听说，在托波尔辛那流放的犯人象苍蝇似地死去。”
“您是不会死的，”他忧伤地说，“年青又健康，面色白里透红。您干吗不在那儿定居呢？那里是省会，知识分子又多，还有戒酒协会和中学……我本人就是在那儿出生的——我都清楚。如果您想知道的话，那可是西伯利亚的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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