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1 / 2）
打日本人的是中国人，救日本人的也是中国人，哥哥经常将这样的话挂在嘴边。但矶村与哥哥不同，对中国人怀恨在心。
矶村继续描述着他的遭遇。他愤然离家出走，成了流浪儿，后又被送进了孤儿院。在孤儿院里，有许多中国孩童都是因父母遭日军杀害才成为孤儿。当时孩童之间流行一种在地上画方格并在里头踢石子的游戏，称为“跳房子”，但矶村根本无法加入他们的游戏，每天不是跟他们打架就是遭受欺凌。那些孩子最常骂矶村的两个字眼，是“东洋鬼”跟“日本鬼子”。
“过了一阵子，另一对中国夫妇领养了我。这对夫妇比一开始的养父母好得多，为了利用他们的善心，我一直装个好孩子。他们供我上高中，毕业后我当上了教师，收入还算不错。”
“——即使如此，你还是想要回国？”
“那当然，就算活在中国，我的心还是日本人。我满心期待只要能回日本，就不会再有人骂我‘日本鬼子’，从此就能过幸福快乐的日子。但是——这个心愿一直无法实现。”矶村的声音中充满着焚烧的怒火，“当时的岸内阁 [3] 走的是亲美、亲台湾路线，引起了中国的不满，后来的长崎国旗事件，更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日中友好协会在长崎市的百货公司内举办了一场中国商品展示会，有日本青年强行将会场上悬挂的中国国旗扯了下来。其虽一度遭警察逮捕，但警察事后以“国旗没有损坏，因此不能以器物毁损罪论处”为由将其释放。
我虽然眼睛失明，却可看出眼前的矶村就像一座盖上了盖子的熔铁炉，乍看之下有如粗犷而冰冷的铁块，其实内部熊熊燃烧着红莲烈焰。
“接下来就进入了‘文革’时期。我们这些日本遗孤，也背负了祖国的罪名。在‘文革’期间，我被红卫兵吊了起来，他们说我是日本派来的间谍，剃掉我的头发，最后他们剥夺我的教师身份，将我流放到农村。”
“中日恢复邦交，我记得是——”
“一九七二年九月。”矶村的语气中带了一丝谴责之意，似乎在怪我竟然没办法立刻说出这种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之年，“那时我分别寄信给日本的厚生省及北京的日本大使馆，请求协助寻找亲人，他们却不当回事，只回应我‘战争已经结束了’！我无计可施，只好亲自到北京碰碰运气。当时外国人专用的宾馆里，住了许多来到中国的日本义工及记者。宾馆周围聚集了许多日本遗孤，在那寒风彻骨的天气下，我们只能拉紧衣领，搓着手苦苦等待。最后有位亲切的日本义工走出来听我们诉苦，又经过一番波折，才促成了遗孤的访日调查团。”
直到一九八一年，厚生省才终于为此展开了行动。在媒体的舆论压力下，日本政府以公费将这些遗华日侨接至日本，展开了一连串的认亲活动。
“——你终于能回日本了？”
“事情没那么简单。你知道法务省对我们做了什么事吗？他们竟然把我们这些遗孤都当成外国人，要求我们提供‘身份担保人’！中国政府官员明明已拍胸脯担保我们都是日本人，日本政府却似乎把中国人都当成了骗子，完全不予相信。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还祭出了《国籍法》第十一条当武器，‘自愿取得外国国籍者，将丧失日本国籍’。但我们可不是自愿取得中国国籍的！”
矶村的声音已不再哽咽，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恨意。我所回应的每一句话，都成了火炉里的燃料。我仿佛看见熔铁炉的盖子弹起，一条鲜红色的火焰之蛇从中喷射而出，想要将我烧成灰烬。
“日本政府基于国家政策而将人民送往中国东北，最后却对遗留在那里的孩子们置之不理，竟然还有脸说我们是自愿留在中国的！我们明明是日本人，想要回国却遭到重重刁难！如果在日本没有找到亲人，或是虽然找到亲人但对方不愿成为‘身份担保人’，我们就都会被遣返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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矶村继续描述着他的遭遇。他愤然离家出走，成了流浪儿，后又被送进了孤儿院。在孤儿院里，有许多中国孩童都是因父母遭日军杀害才成为孤儿。当时孩童之间流行一种在地上画方格并在里头踢石子的游戏，称为“跳房子”，但矶村根本无法加入他们的游戏，每天不是跟他们打架就是遭受欺凌。那些孩子最常骂矶村的两个字眼，是“东洋鬼”跟“日本鬼子”。
“过了一阵子，另一对中国夫妇领养了我。这对夫妇比一开始的养父母好得多，为了利用他们的善心，我一直装个好孩子。他们供我上高中，毕业后我当上了教师，收入还算不错。”
“——即使如此，你还是想要回国？”
“那当然，就算活在中国，我的心还是日本人。我满心期待只要能回日本，就不会再有人骂我‘日本鬼子’，从此就能过幸福快乐的日子。但是——这个心愿一直无法实现。”矶村的声音中充满着焚烧的怒火，“当时的岸内阁 [3] 走的是亲美、亲台湾路线，引起了中国的不满，后来的长崎国旗事件，更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日中友好协会在长崎市的百货公司内举办了一场中国商品展示会，有日本青年强行将会场上悬挂的中国国旗扯了下来。其虽一度遭警察逮捕，但警察事后以“国旗没有损坏，因此不能以器物毁损罪论处”为由将其释放。
我虽然眼睛失明，却可看出眼前的矶村就像一座盖上了盖子的熔铁炉，乍看之下有如粗犷而冰冷的铁块，其实内部熊熊燃烧着红莲烈焰。
“接下来就进入了‘文革’时期。我们这些日本遗孤，也背负了祖国的罪名。在‘文革’期间，我被红卫兵吊了起来，他们说我是日本派来的间谍，剃掉我的头发，最后他们剥夺我的教师身份，将我流放到农村。”
“中日恢复邦交，我记得是——”
“一九七二年九月。”矶村的语气中带了一丝谴责之意，似乎在怪我竟然没办法立刻说出这种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之年，“那时我分别寄信给日本的厚生省及北京的日本大使馆，请求协助寻找亲人，他们却不当回事，只回应我‘战争已经结束了’！我无计可施，只好亲自到北京碰碰运气。当时外国人专用的宾馆里，住了许多来到中国的日本义工及记者。宾馆周围聚集了许多日本遗孤，在那寒风彻骨的天气下，我们只能拉紧衣领，搓着手苦苦等待。最后有位亲切的日本义工走出来听我们诉苦，又经过一番波折，才促成了遗孤的访日调查团。”
直到一九八一年，厚生省才终于为此展开了行动。在媒体的舆论压力下，日本政府以公费将这些遗华日侨接至日本，展开了一连串的认亲活动。
“——你终于能回日本了？”
“事情没那么简单。你知道法务省对我们做了什么事吗？他们竟然把我们这些遗孤都当成外国人，要求我们提供‘身份担保人’！中国政府官员明明已拍胸脯担保我们都是日本人，日本政府却似乎把中国人都当成了骗子，完全不予相信。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还祭出了《国籍法》第十一条当武器，‘自愿取得外国国籍者，将丧失日本国籍’。但我们可不是自愿取得中国国籍的！”
矶村的声音已不再哽咽，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恨意。我所回应的每一句话，都成了火炉里的燃料。我仿佛看见熔铁炉的盖子弹起，一条鲜红色的火焰之蛇从中喷射而出，想要将我烧成灰烬。
“日本政府基于国家政策而将人民送往中国东北，最后却对遗留在那里的孩子们置之不理，竟然还有脸说我们是自愿留在中国的！我们明明是日本人，想要回国却遭到重重刁难！如果在日本没有找到亲人，或是虽然找到亲人但对方不愿成为‘身份担保人’，我们就都会被遣返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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