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1 / 2）
回家的路上，我拖着跑软的双腿，绕道去了尼古拉-德-斯塔埃尔公寓。那座空荡荡的楼房看起来就像一艘幽灵船。我白白敲了门，范妮和雯卡都不在自己的房间里。范妮的房门紧闭着，而雯卡的房门是敞开的，让人觉得她很快就会回来。我走了进去，在这间温暖舒适的小屋里待了好久。房间里散发出忧郁、隐秘甚至超越时空的气息。被子没有叠，床单上依然留有古龙水和青草的清香。
这十五平方米承载着那个少女的整个世界。墙上用图钉钉着《广岛之恋》和《朱门巧妇》的电影海报，以及科莱特、弗吉尼亚·伍尔芙、兰波和田纳西·威廉斯等作家的黑白肖像，还有一张杂志彩页，上面是曼·雷拍摄的李·米勒的色情照片。一张明信片上摘抄了弗朗索瓦兹·萨冈的一句话，里面提到了速度、大海和灿烂的黑色。窗台内侧，是一盆万代兰和一尊布朗库西雕像的复制品——《波嘉妮小姐》，那是我之前送给她的生日礼物。书桌上胡乱堆放着一叠CD：萨蒂、肖邦、舒伯特的古典音乐、罗西音乐乐队、凯特·布什和普洛柯·哈伦的老派流行乐，还有她珍藏的皮埃尔·舍费尔，皮埃尔·亨利和奥利维埃·梅西安等人的作品录音。她给我听过，但我却觉得这些录音糟糕透顶。
在床头桌上，我发现了那本前天就看到过的书——俄国女诗人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诗集。扉页上有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写的题记，不错的文笔让我陷入了深深的煎熬。
致雯卡：
我想成为一个没有躯体的灵魂
只为永伴你左右。
爱你，即生。
亚历克西斯
我又等了雯卡几分钟，内心焦虑不已。为了平复心情，我打开激光唱片机，开始播放里面的CD。《星期日早晨》是地下丝绒乐队那张传奇唱片中的第一首歌。那曲子和现在的情境不谋而合，苍白、空灵、有毒。我等了又等，直到模糊地意识到雯卡回不来了。她再也不会回来了。我继续待在房间里，像个吸毒者一样，乞讨般地嗅着她留下的碎片。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问自己，雯卡对我的强大支配力，以及她给予我的醉人又痛苦的眩晕感，到底是什么。我的答案始终是毒品。即便我们正待在一起，即便她只属于我一个人，那种缺失感仍不曾消失。我们曾经历过一些神奇的时刻，那是有如某些流行歌曲般完美的片段，是极富旋律感的琴瑟和鸣。然而，这份轻盈之感总是那么短暂。就连身处快乐之时，我也清楚地知道，它们就好比肥皂泡，随时都有可能破裂。
就这样，雯卡离开了我。
为了能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我回了家。他说会在结束长途旅行到达塔希提后打电话给我，时间定在下午一点前。由于电话费过于昂贵，加上父亲跟我的话并不多，我们的对话很简短，甚至有些冷淡，一如我们一直以来的父子关系。
接着，我吃掉了母亲留下的咖喱鸡，这次没有吐。下午，我一边吃力地驱赶着脑海里的念头，一边做着我该做的事：写数学和物理习题。解开了几个微分方程式后，我很快就泄了气，不再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做题。我甚至开始恐慌，脑中全是谋杀现场的画面。傍晚刚过，情绪失控的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我原本下定决心向她和盘托出，可她却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她提议我第二天去朗德找她。思考一番后，她觉得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半个月不是个好主意，觉得会影响我的学习状态。“有家人的陪伴，你复习功课会轻松些。”她解释说。
为了避免彻底崩溃，我接受了她的提议。于是，星期一清晨，我在天亮前就踏着积雪上了火车。我先从昂蒂布坐车到马赛，接着乘坐挤满了人、晚点了两小时的珊瑚城际列车到了波尔多。此时，最后一班去达克斯的火车已经开走了，国家铁路公司不得不租用几辆大巴载乘客前往目的地。等我到达加斯科涅时，已经过了午夜十二点——真是寻常又糟糕的一天。
姨母吉奥瓦娜住在乡下的一座老房子里。由于年久失修而四处漏雨的房顶上盖满了常春藤。一九九二年年底，朗德地区几乎一直在下雨。从下午五点起天就开始黑了，而且似乎从没真正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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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五平方米承载着那个少女的整个世界。墙上用图钉钉着《广岛之恋》和《朱门巧妇》的电影海报，以及科莱特、弗吉尼亚·伍尔芙、兰波和田纳西·威廉斯等作家的黑白肖像，还有一张杂志彩页，上面是曼·雷拍摄的李·米勒的色情照片。一张明信片上摘抄了弗朗索瓦兹·萨冈的一句话，里面提到了速度、大海和灿烂的黑色。窗台内侧，是一盆万代兰和一尊布朗库西雕像的复制品——《波嘉妮小姐》，那是我之前送给她的生日礼物。书桌上胡乱堆放着一叠CD：萨蒂、肖邦、舒伯特的古典音乐、罗西音乐乐队、凯特·布什和普洛柯·哈伦的老派流行乐，还有她珍藏的皮埃尔·舍费尔，皮埃尔·亨利和奥利维埃·梅西安等人的作品录音。她给我听过，但我却觉得这些录音糟糕透顶。
在床头桌上，我发现了那本前天就看到过的书——俄国女诗人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诗集。扉页上有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写的题记，不错的文笔让我陷入了深深的煎熬。
致雯卡：
我想成为一个没有躯体的灵魂
只为永伴你左右。
爱你，即生。
亚历克西斯
我又等了雯卡几分钟，内心焦虑不已。为了平复心情，我打开激光唱片机，开始播放里面的CD。《星期日早晨》是地下丝绒乐队那张传奇唱片中的第一首歌。那曲子和现在的情境不谋而合，苍白、空灵、有毒。我等了又等，直到模糊地意识到雯卡回不来了。她再也不会回来了。我继续待在房间里，像个吸毒者一样，乞讨般地嗅着她留下的碎片。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问自己，雯卡对我的强大支配力，以及她给予我的醉人又痛苦的眩晕感，到底是什么。我的答案始终是毒品。即便我们正待在一起，即便她只属于我一个人，那种缺失感仍不曾消失。我们曾经历过一些神奇的时刻，那是有如某些流行歌曲般完美的片段，是极富旋律感的琴瑟和鸣。然而，这份轻盈之感总是那么短暂。就连身处快乐之时，我也清楚地知道，它们就好比肥皂泡，随时都有可能破裂。
就这样，雯卡离开了我。
为了能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我回了家。他说会在结束长途旅行到达塔希提后打电话给我，时间定在下午一点前。由于电话费过于昂贵，加上父亲跟我的话并不多，我们的对话很简短，甚至有些冷淡，一如我们一直以来的父子关系。
接着，我吃掉了母亲留下的咖喱鸡，这次没有吐。下午，我一边吃力地驱赶着脑海里的念头，一边做着我该做的事：写数学和物理习题。解开了几个微分方程式后，我很快就泄了气，不再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做题。我甚至开始恐慌，脑中全是谋杀现场的画面。傍晚刚过，情绪失控的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我原本下定决心向她和盘托出，可她却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她提议我第二天去朗德找她。思考一番后，她觉得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半个月不是个好主意，觉得会影响我的学习状态。“有家人的陪伴，你复习功课会轻松些。”她解释说。
为了避免彻底崩溃，我接受了她的提议。于是，星期一清晨，我在天亮前就踏着积雪上了火车。我先从昂蒂布坐车到马赛，接着乘坐挤满了人、晚点了两小时的珊瑚城际列车到了波尔多。此时，最后一班去达克斯的火车已经开走了，国家铁路公司不得不租用几辆大巴载乘客前往目的地。等我到达加斯科涅时，已经过了午夜十二点——真是寻常又糟糕的一天。
姨母吉奥瓦娜住在乡下的一座老房子里。由于年久失修而四处漏雨的房顶上盖满了常春藤。一九九二年年底，朗德地区几乎一直在下雨。从下午五点起天就开始黑了，而且似乎从没真正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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