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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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好多品史专家都喜欢用现代人的道德观念评价古人,这没什么不对,问题在于大多数大师还喜欢根据现有的史料发挥,用现代人的观念来推测古人一切行为,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现代人的道德观念是什么?利字当先,也就是俗话说的“无利谁起早五更”?古人能有这种商业头脑吗?古人有些行为用我们新人类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解释不过去的。

  那时候的人们对善与恶的分辨就是靠一把“仁”字牌显微镜,对生命的价值的估量就是靠一架“义”字牌天平,当然也有人不遵守这个,却难免要遭到时人的唾弃与后人的鞭挞。

  例如:臧洪因袁绍拒绝出兵援救张超,从此断绝了与袁绍的来往,袁绍用大军围了臧洪的阳武城,攻打年余,城中粮尽,臧洪便杀了自己最心爱的小妾供将士们垫饥—这也算爱心?—却无法供几千部队吃上一顿,无奈跪求将士们出城自行逃命,但所有将士及城内官吏、士民男女七八千人皆无一人愿活,最后全部相枕而卧,生生饿死。

  城破之后,袁绍在审斩臧洪时竟有洪邑人陈容主动求死,原话是:“夫仁义岂有常,蹈之则君子,背之则小人。今日宁与臧洪同日而死,不与将军同日而生!”结果二人同时被杀。如果是现代,理所当然要被冠以天字一号的傻瓜,最起码也会被责为“迂腐”。问题是有七千人全部傻瓜、同时“迂腐”的道理吗?

  所以,在“孔明择主、陈宫叛曹”等问题上,用“打工仔选老板”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心理去推断古人是不妥的,这是对祖宗的侮辱,是标准的以今天小人之心度古人君子之腹!假如他们真的英灵有知的话,也会被气得魂魄消散。

  当然,就像任何地区的人都有良莠不齐一样,任何时代的人们也是善恶共存的,即使同一个人也不例外,极难用好与坏来断言他终其一生的多种行为。比如袁术就是一个从不知仁义为何物的家伙。

  但就是这种人也有表现出“仁义”的时候,例如:袁术从蕲阳鼠窜后,势孤兵弱,大将尽折,众亲离叛,再加上天旱岁荒,江淮间人民相食殆尽。这时,袁术交给沛国国相舒仲应十万斛米军粮,舒仲应接到粮食后全部散给了饥民。袁术大怒之下要斩舒仲应,舒仲应说:“知道你必然杀我,我宁可以一人之性命,救百姓于涂炭。”感动得袁术立即下马握住舒仲应的手:“仲应,足下想自己独享天下重名,为什么不叫上我一起来呢?”—不杀了。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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