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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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什么话来解释这种热情呢?托尔斯泰把它称做“潜在的爱国主义热忱”。而她们谈起自己来倒简单得很:“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又何必说呢?我们从小就受的这种教育:祖国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祖国。”但我们却必须弄明白这些,要把—切都搞清楚,因为我们是她们的后代,她们的子孙!

  我一边听录音,一边浮想联翩……不,我不能设身处地地想问题。我怎么有权在这里谈自己?如果用“我”去度量“她们”,那就不能仅仅是记录,而且还要体验:当年这是怎么回事?我想象着,仿佛亲眼看到她们如何进入弥漫着士兵烟草味的闷罐车一一这些姑娘,头发剪得象男孩子,穿着清一色的军服,不合体的空落落的军大衣,显得那么笨拙、难看。她们还不肯当着女伴的面流眼泪,不好意思接受母亲长时间的拥抱:要知道,她们这是在开赴前线哪!

  据她们今天回忆,当时在火车上,年纪稍大的女人都心事重重,默不作声,而她们年轻人一路上又唱又笑。我问她们,她们上前线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回答是一样的:高唱心爱的歌曲。对此我觉得奇怪。她们当时哪懂什么战争?十七八岁的姑娘怎么可能懂得战争?

  比如,医士玛利亚·瓦西里耶夫娜·季霍米洛娃回忆说,她在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才从护校毕业,分配到列宁格勒地区的一家乡村医院。她刚刚到任,安顿下来,——

  “我立即被召到兵役委员会,得到通知说:‘给您两个钟头时间,收拾一下,要派您上前线。’我急忙整理行装,把所有东西都装进一只小手提箱里。”

  “您打仗随身带的是什么?”

  “糖果。”

  “什么?”

  “满满一皮箱糖果。先前派我到农村工作时,发给了我安家费。一有了钱,我便用这钱统统买了巧克力糖,整整装了一皮箱。箱子最上面放了一张护校同班同学的合影,上头全是女孩子。

  “我到兵役委员会报到。兵役委员问我:‘把您派到哪儿去呢?’我反问他:‘我的女伴要去哪儿?’——我和她是一起到列宁格勒来的,她在邻村工作,离我十五公里远。兵役委员听到我的话笑了:‘她恰恰也是这样说的。’”

  明斯克地区贝列金诺中心区的塔玛拉·伊拉利奥诺夫娜·达薇多维奇(上士,司机)还记得这样一件事:

  “……我是从司机训练班出来的,学了六个月开车。我是个教师(战前我读过中等师范),但根本无人间津,战场上谁需要教书的?需要的是军人。我们训练班里有很多姑娘,能配备整整一个汽车营。

  “有一天外出训练……我一想起这事就不由自主地要流泪。那时在春天。我们打完靶返回营房。我在野外采了一束紫罗兰花,很少的几朵。我采来后,把它绑在枪刺上,就这样一路走了回来。

  “回到营地,指挥员召集大家列队,然后点到我的名字。我站了出来,可我忘记枪刺上还扎着一束紫罗兰花。指挥员开始厉声训斥我:‘军人就应该是军人,而不是采花女……’他弄不懂,在这种严酷环境中我居然还有心思想到花儿。

  “可我没有把紫罗兰扔掉,而把它悄悄取下来,揣进了衣袋。为了这几朵紫罗兰,我被罚了三次额外勤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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