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1 / 1）
三、安纳托利亚的罗姆苏丹国
自7世纪中叶开始，安纳托利亚成为拜占庭帝国仅存的亚洲领土，安纳托利亚南侧的陶鲁斯山则是拜占庭帝国抵御阿拉伯穆斯林进攻的天然屏障。安纳托利亚原本是基督教和希腊人的世界，处于拜占庭帝国的统治之下，时人称之为罗姆，意为“罗马的土地”。1071年曼齐喀特战役后，拜占庭帝国的东部边境门户顿开，塞尔柱突厥人自东向西涌入安纳托利亚，安纳托利亚的政治格局、人种构成和宗教信仰随之逐渐改变。塞尔柱苏丹阿勒卜·阿尔斯兰将安纳托利亚赐封其族弟苏莱曼·库特米鲁什；1077年，苏莱曼·库特米鲁什（Suleiman bin Qutalmish，1077—1086年在位）自立为苏丹，建立罗姆苏丹国（Sultanate of Rum，又译鲁姆苏丹国，1077—1308年），都于尼西亚（Nicaea，今土耳其的伊兹尼克），尊奉逊尼派伊斯兰教，领有安纳托利亚东部和中部直至爱琴海沿岸的广大地区，拜占庭帝国在安纳托利亚的疆域仅限于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沿岸的特拉布宗一带。罗姆苏丹国于1116年迁都科尼亚，故而也称科尼亚苏丹国。
苏莱曼·库特米鲁什创立罗姆苏丹国以后，一度试图争雄伊斯兰世界的霸主地位，进军叙利亚北部重镇阿勒颇，1086年兵败身亡。苏莱曼·库特米鲁什死后，罗姆苏丹国致力于对基督徒的圣战，安纳托利亚成为罗姆苏丹国的立国之地。
曼齐喀特战役之后，拜占庭帝国的形势岌岌可危，拜占庭帝国皇帝被迫求助于罗马教皇。1096年，历时近两个世纪之久的十字军东征拉开序幕。此后的两个世纪，罗姆苏丹国在安纳托利亚顽强抵御来自西欧诸国十字军发动的攻势。13世纪前期，罗姆苏丹国的国势达到鼎盛，攻占地中海沿岸城市安塔利亚和黑海沿岸城市锡诺普，迫使拜占庭帝国残部尼西亚帝国和特拉布宗帝国称臣纳贡。波斯人贾拉伦丁·鲁米祖居阿富汗的巴勒黑，后迫于蒙古西征的压力，移居罗姆苏丹国都城科尼亚，从事诗歌创作，堪称最伟大的苏非派神秘主义诗人，所作长诗《玛斯纳维》甚至被誉为“波斯文的古兰经”。
曼齐喀特战役
1243年，塞尔柱突厥人在锡瓦斯东北60公里处的科赛达格败于大举西征的蒙古军，科尼亚的苏丹被迫向蒙古军称臣纳贡，直至沦为蒙古四大汗国之一伊儿汗国的附庸。此后，罗姆苏丹国逐渐衰落，诸多埃米尔国遂各自为政，号令一方。其中，卡拉曼埃米尔国占据安纳托利亚的中南部，都于罗姆苏丹国旧都科尼亚，特克埃米尔国控制安纳托利亚的东南部沿海，都于安塔利亚，特克埃米尔国以北是哈米德埃米尔国和格尔米延埃米尔国，分别都于伊斯帕尔塔和屈塔希亚，爱琴海南岸系门特什埃米尔国的领地，艾丁埃米尔国和萨鲁罕埃米尔国位于门特什埃米尔国以北，分别都于伊兹密尔和玛尼萨，萨鲁罕埃米尔国以北至达达尼尔海峡是卡列西埃米尔国，卡列西埃米尔国的西北侧是奥斯曼埃米尔国。1308年，罗姆苏丹国的末代苏丹被蒙古伊尔汗国的统治者处死，罗姆苏丹国的历史最终结束。
作者点评：
土耳其人作为突厥人的分支，其生活的家园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化。阿拉伯穆斯林的东征，密切了哈里发国家与中亚土著族群之间的联系和交往。伊斯兰教在中亚的广泛传播，逐渐淡化了西亚与中亚之间的信仰差异，进而敞开了突厥人西迁的大门。在阿拔斯王朝日渐衰落之际，突厥人在伊斯兰世界异军突起，成为主宰哈里发国家命运的崭新政治力量。骁勇善战的突厥战士在圣战的旗帜下踏上了安纳托利亚广袤的土地，深刻改变了安纳托利亚的历史进程，开辟了安纳托利亚之突厥化和伊斯兰教化的先河。
第三章 征战中崛起的奥斯曼帝国
一、奥斯曼国家的兴起
安纳托利亚地处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中间地带。长期以来，穆斯林与基督徒在安纳托利亚频繁攻战，形成深刻的宗教对立。信仰的狂热和对于战利品的渴望，驱使着来自伊斯兰世界腹地的穆斯林涌向圣战的前沿。十字军东征（Crusades）时期，叙利亚成为穆斯林与基督徒交锋的主要区域，穆斯林与基督徒在安纳托利亚的宗教对抗有所缓解。十字军东征结束后，安纳托利亚的战事再度进入高潮。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激烈厮杀，吸引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圣战者不断涌入安纳托利亚。以捍卫信仰的名义劫掠异教徒的土地和战利品，则是驱使穆斯林加入圣战者行列的直接诱因。在穆斯林看来，圣战的胜利既是物质财富的来源，更是权力合法性的根基。
奥斯曼人（Ottomans）的国家脱胎于穆斯林在安纳托利亚发动的圣战实践，奥斯曼国家的兴起可谓安纳托利亚之穆斯林圣战实践的逻辑结果和历史产物。另一方面，13世纪蒙古帝国兴起以后，大批突厥血统的穆斯林迫于蒙古西征的强大压力，从亚洲大陆腹地的中亚和伊朗高原自东向西移入安纳托利亚，进而导致安纳托利亚人口构成的明显变化。蒙古西征无疑加深了安纳托利亚的突厥化和伊斯兰教化的进程，而安纳托利亚的突厥化和伊斯兰教化则提供了奥斯曼人异军突起的重要社会基础。
奥斯曼人与11世纪入主西亚的塞尔柱人同属突厥人乌古斯部落联盟的分支，因其首领奥斯曼而得名，曾经在伊朗高原东北部的呼罗珊地区从事游牧活动，尊奉逊尼派伊斯兰教。13世纪初，由于受到蒙古西侵的威胁，乌古斯部落联盟的分支凯伊部落离开呼罗珊地区，向西迁至两河流域上游。凯伊部落在其首领苏莱曼死后分裂为两支，其中一支返回呼罗珊地区并依附于蒙古征服者，另一支大约400帐（即400户）在苏莱曼之子厄尔图格鲁尔率领下进入安纳托利亚西北部萨卡利亚河畔的索古德地区（位于今土耳其城市埃斯基谢希尔附近），依附于罗姆苏丹国，戍守边境，致力于讨伐基督徒的圣战。 ↑返回顶部↑
自7世纪中叶开始，安纳托利亚成为拜占庭帝国仅存的亚洲领土，安纳托利亚南侧的陶鲁斯山则是拜占庭帝国抵御阿拉伯穆斯林进攻的天然屏障。安纳托利亚原本是基督教和希腊人的世界，处于拜占庭帝国的统治之下，时人称之为罗姆，意为“罗马的土地”。1071年曼齐喀特战役后，拜占庭帝国的东部边境门户顿开，塞尔柱突厥人自东向西涌入安纳托利亚，安纳托利亚的政治格局、人种构成和宗教信仰随之逐渐改变。塞尔柱苏丹阿勒卜·阿尔斯兰将安纳托利亚赐封其族弟苏莱曼·库特米鲁什；1077年，苏莱曼·库特米鲁什（Suleiman bin Qutalmish，1077—1086年在位）自立为苏丹，建立罗姆苏丹国（Sultanate of Rum，又译鲁姆苏丹国，1077—1308年），都于尼西亚（Nicaea，今土耳其的伊兹尼克），尊奉逊尼派伊斯兰教，领有安纳托利亚东部和中部直至爱琴海沿岸的广大地区，拜占庭帝国在安纳托利亚的疆域仅限于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沿岸的特拉布宗一带。罗姆苏丹国于1116年迁都科尼亚，故而也称科尼亚苏丹国。
苏莱曼·库特米鲁什创立罗姆苏丹国以后，一度试图争雄伊斯兰世界的霸主地位，进军叙利亚北部重镇阿勒颇，1086年兵败身亡。苏莱曼·库特米鲁什死后，罗姆苏丹国致力于对基督徒的圣战，安纳托利亚成为罗姆苏丹国的立国之地。
曼齐喀特战役之后，拜占庭帝国的形势岌岌可危，拜占庭帝国皇帝被迫求助于罗马教皇。1096年，历时近两个世纪之久的十字军东征拉开序幕。此后的两个世纪，罗姆苏丹国在安纳托利亚顽强抵御来自西欧诸国十字军发动的攻势。13世纪前期，罗姆苏丹国的国势达到鼎盛，攻占地中海沿岸城市安塔利亚和黑海沿岸城市锡诺普，迫使拜占庭帝国残部尼西亚帝国和特拉布宗帝国称臣纳贡。波斯人贾拉伦丁·鲁米祖居阿富汗的巴勒黑，后迫于蒙古西征的压力，移居罗姆苏丹国都城科尼亚，从事诗歌创作，堪称最伟大的苏非派神秘主义诗人，所作长诗《玛斯纳维》甚至被誉为“波斯文的古兰经”。
曼齐喀特战役
1243年，塞尔柱突厥人在锡瓦斯东北60公里处的科赛达格败于大举西征的蒙古军，科尼亚的苏丹被迫向蒙古军称臣纳贡，直至沦为蒙古四大汗国之一伊儿汗国的附庸。此后，罗姆苏丹国逐渐衰落，诸多埃米尔国遂各自为政，号令一方。其中，卡拉曼埃米尔国占据安纳托利亚的中南部，都于罗姆苏丹国旧都科尼亚，特克埃米尔国控制安纳托利亚的东南部沿海，都于安塔利亚，特克埃米尔国以北是哈米德埃米尔国和格尔米延埃米尔国，分别都于伊斯帕尔塔和屈塔希亚，爱琴海南岸系门特什埃米尔国的领地，艾丁埃米尔国和萨鲁罕埃米尔国位于门特什埃米尔国以北，分别都于伊兹密尔和玛尼萨，萨鲁罕埃米尔国以北至达达尼尔海峡是卡列西埃米尔国，卡列西埃米尔国的西北侧是奥斯曼埃米尔国。1308年，罗姆苏丹国的末代苏丹被蒙古伊尔汗国的统治者处死，罗姆苏丹国的历史最终结束。
作者点评：
土耳其人作为突厥人的分支，其生活的家园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化。阿拉伯穆斯林的东征，密切了哈里发国家与中亚土著族群之间的联系和交往。伊斯兰教在中亚的广泛传播，逐渐淡化了西亚与中亚之间的信仰差异，进而敞开了突厥人西迁的大门。在阿拔斯王朝日渐衰落之际，突厥人在伊斯兰世界异军突起，成为主宰哈里发国家命运的崭新政治力量。骁勇善战的突厥战士在圣战的旗帜下踏上了安纳托利亚广袤的土地，深刻改变了安纳托利亚的历史进程，开辟了安纳托利亚之突厥化和伊斯兰教化的先河。
第三章 征战中崛起的奥斯曼帝国
一、奥斯曼国家的兴起
安纳托利亚地处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中间地带。长期以来，穆斯林与基督徒在安纳托利亚频繁攻战，形成深刻的宗教对立。信仰的狂热和对于战利品的渴望，驱使着来自伊斯兰世界腹地的穆斯林涌向圣战的前沿。十字军东征（Crusades）时期，叙利亚成为穆斯林与基督徒交锋的主要区域，穆斯林与基督徒在安纳托利亚的宗教对抗有所缓解。十字军东征结束后，安纳托利亚的战事再度进入高潮。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激烈厮杀，吸引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圣战者不断涌入安纳托利亚。以捍卫信仰的名义劫掠异教徒的土地和战利品，则是驱使穆斯林加入圣战者行列的直接诱因。在穆斯林看来，圣战的胜利既是物质财富的来源，更是权力合法性的根基。
奥斯曼人（Ottomans）的国家脱胎于穆斯林在安纳托利亚发动的圣战实践，奥斯曼国家的兴起可谓安纳托利亚之穆斯林圣战实践的逻辑结果和历史产物。另一方面，13世纪蒙古帝国兴起以后，大批突厥血统的穆斯林迫于蒙古西征的强大压力，从亚洲大陆腹地的中亚和伊朗高原自东向西移入安纳托利亚，进而导致安纳托利亚人口构成的明显变化。蒙古西征无疑加深了安纳托利亚的突厥化和伊斯兰教化的进程，而安纳托利亚的突厥化和伊斯兰教化则提供了奥斯曼人异军突起的重要社会基础。
奥斯曼人与11世纪入主西亚的塞尔柱人同属突厥人乌古斯部落联盟的分支，因其首领奥斯曼而得名，曾经在伊朗高原东北部的呼罗珊地区从事游牧活动，尊奉逊尼派伊斯兰教。13世纪初，由于受到蒙古西侵的威胁，乌古斯部落联盟的分支凯伊部落离开呼罗珊地区，向西迁至两河流域上游。凯伊部落在其首领苏莱曼死后分裂为两支，其中一支返回呼罗珊地区并依附于蒙古征服者，另一支大约400帐（即400户）在苏莱曼之子厄尔图格鲁尔率领下进入安纳托利亚西北部萨卡利亚河畔的索古德地区（位于今土耳其城市埃斯基谢希尔附近），依附于罗姆苏丹国，戍守边境，致力于讨伐基督徒的圣战。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