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2 / 2）

  1786年，出使伊斯坦布尔的法国人舒瓦瑟尔·古菲曾经在信中说：“这里不像在法兰西那样，皇帝可以独自作主。在土耳其，恰恰相反，若是想要做点什么事的话，便必须设法去说服那些事事都得由他们来评断道理的欧莱玛，去说服不论过去的或是现在的国家掌权者。”1803年，来自印度的穆斯林旅行家米尔扎·阿布·塔利布汗写道：“他们的皇帝无权随便杀人，也不得凭着一时的高兴或是感情用事随便赦免罪人。在所有重大事务上，皇帝都有义务要同朝中权贵进行商量，而这些权贵们，由于希望得到提升，或是由于害怕惩罚，一个个全都变得服服帖帖的。”[3]

  二、包税制的兴起

  自17世纪开始，在与欧洲基督教诸国的战事中，传统封邑制骑兵即西帕希的战斗力明显下降，装备新式火器的雇佣制步兵即称作耶尼切里的近卫军团取代传统骑兵而成为奥斯曼帝国军事力量的核心成分。伴随着军事技术的变革，货币的支付取代土地的赐封成为维持军队的基本形式，封邑制出现衰落的趋势，封邑领有者的人数逐年减少。据相关资料统计，奥斯曼帝国的封邑领有者，1475年为6.3万人，1610年下降为4.5万人，1630年已不足1万人。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