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1 / 1）
希土战争中头戴菲茲帽的土耳其士兵
凯末尔时代倡导的世俗主义“并非国家与宗教的分离，其实质在于创立作为世俗国家机构组成部分的官方伊斯兰教”。“清真寺处于宗教事务局的控制之下，教职人员成为政府即世俗官僚机构的雇员”。政府操纵的宗教机构也曾编写教科书，告诫穆斯林“必须热爱自己的国家，遵守国家的法律，服从政府官员的管理，掌握现代科学技术”。[12]凯末尔时代的世俗主义实践，推动了土耳其世俗教育的长足进步。1923—1940年，乡村学校的数量增长一倍，从5 062所增至11 040所；教师总数从12 458人增至28 298人，增长133%；学生总数从352 668人增至1 050 159人，增长300%。1927年，识字率为10.6%；1940年，识字率达到22.4%。1933年，奥斯曼大学改称伊斯坦布尔大学。1936年，土耳其政府创办安卡拉大学。1923—1940年，高等学校从9所增至20所，教师从328人增至1 013人，学生从2 914人增至12 147人。欧莱玛在1920年第一届大国民议会占据20%的席位，1923年第二届为7席，1927年第三届为4席，1931年和1935年的第四届和第五届为3席，1939年第六届为2席，1943年第七届为1席。
伊斯坦布尔大学
四、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作为凯末尔主义的经济原则，于1929年首次提出，1931年列入共和人民党纲领。共和人民党在1931年的宣言中对于国家主义曾作出如下阐释：“尽管考虑到私人事业和私人活动仍是我们的基本主张，我们的主要政策之一是促使国家积极关心于涉及民族的一般性和重大利益的问题，特别是有关经济的问题，以便能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把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导向繁荣。”[13]
所谓的国家主义即强调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主导作用，是凯末尔时代一党制极权主义的政治原则在经济领域的逻辑延伸。国家主义的广泛实践，提供了一党制极权主义政治原则的物质保障。“关于‘国家接管一切’的理论，在像土耳其这样一个国家里，已经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事情，并且对于统治者或被统治者来说，又都是十分合乎他们继承的传统和习惯的。在集权的、官僚式的和家长式的凯末尔主义政权看来，由国家来指导和管理经济生活的这些想法，是处于统治地位的上层阶级拥有的权力、特权和职能的自然而明显的延伸”。[14]国家主义的主要举措包括：制定和执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保护关税，国家投资，实施进口替代政策，加强外汇管理。国家主义的宗旨，是服务于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的需要。
国家主义不同于社会主义，其核心内容是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实现国家对于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旨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强调政府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国家主义并非私人经济的国有化，强调私人经济与国有经济的长期并存和相得益彰。国家主义的实质在于国家资本主义，扶持基础薄弱的民族工业和加速土耳其的工业化进程则是凯末尔时代国家主义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
1935年，凯末尔对于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作出如下说明：“我们正在实行的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是由土耳其本身的需要促成的，是一种特有的制度。它意味着，在承认私人企业是主要基础的同时，也认识到许多活动没有开展起来，国家必须被赋予对经济的控制，以应付一个很大的国家和一个伟大民族的一切需求……国家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开展某些尚未由私人企业开展的经济活动，结果它成功地这样做了……我们选择遵循的道路是一种区别于经济自由主义的体制。”[15]1937年，凯末尔政府发布第3125号法令，对国家主义作出如下解释：在经济和制造业领域，私人投资感到困难时，以国家经营的形式及更大的力量来从事，即在允许私人经营的同时，凡关系到公共生活及国家的和更高的利益所及的行业，由国家经营。
五、凯末尔主义的时代特征
研究者常将凯末尔主义的核心内容归结为共和主义，认为凯末尔政权充分肯定共和制。实际情况不然。凯末尔主义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和土耳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特定历史环境，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深刻的民族危机构成凯末尔时代的突出现象。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诞生于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创建独立的主权国家是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首要目标。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符合土耳其民族的根本利益，凯末尔俨然成为土耳其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象征。凯末尔主义的核心内容在于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想；凯末尔时代极权主义的政治实践，既是奥斯曼帝国后期政治变革的历史结果，也是土耳其共和国建立过程中民族主义高涨的逻辑延伸。“民族主义成了新土耳其共和国的意识形态。共和主义、民粹主义、现世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和改良主义在1931年被正式宣布为增补原则，并吸收进1937年的宪法。它们仅仅是民族主义的必然结果”。[16]
另一方面，极权政治的强化构成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共和国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共和人民党的权力垄断集中体现了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共和国的极权主义政治倾向。如果说青年土耳其党与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雅各宾派颇多相似之处，那么凯末尔主义则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波拿巴主义。“就阿塔蒂尔克在共和国里的地位来说，他似乎可以同拿破仑和克伦威尔相并列”。“凯末尔在国民议会中的重新当选，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事实上，他享有终身任命，拥有像任何一位苏丹所拥有的大权，并且能够随意任免国务总理以及各部的部长”。[17]换言之，伴随着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和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凯末尔主义的思想内涵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从民族主义到极权主义的发展，构成凯末尔主义演进的历史轨迹。 ↑返回顶部↑
凯末尔时代倡导的世俗主义“并非国家与宗教的分离，其实质在于创立作为世俗国家机构组成部分的官方伊斯兰教”。“清真寺处于宗教事务局的控制之下，教职人员成为政府即世俗官僚机构的雇员”。政府操纵的宗教机构也曾编写教科书，告诫穆斯林“必须热爱自己的国家，遵守国家的法律，服从政府官员的管理，掌握现代科学技术”。[12]凯末尔时代的世俗主义实践，推动了土耳其世俗教育的长足进步。1923—1940年，乡村学校的数量增长一倍，从5 062所增至11 040所；教师总数从12 458人增至28 298人，增长133%；学生总数从352 668人增至1 050 159人，增长300%。1927年，识字率为10.6%；1940年，识字率达到22.4%。1933年，奥斯曼大学改称伊斯坦布尔大学。1936年，土耳其政府创办安卡拉大学。1923—1940年，高等学校从9所增至20所，教师从328人增至1 013人，学生从2 914人增至12 147人。欧莱玛在1920年第一届大国民议会占据20%的席位，1923年第二届为7席，1927年第三届为4席，1931年和1935年的第四届和第五届为3席，1939年第六届为2席，1943年第七届为1席。
伊斯坦布尔大学
四、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作为凯末尔主义的经济原则，于1929年首次提出，1931年列入共和人民党纲领。共和人民党在1931年的宣言中对于国家主义曾作出如下阐释：“尽管考虑到私人事业和私人活动仍是我们的基本主张，我们的主要政策之一是促使国家积极关心于涉及民族的一般性和重大利益的问题，特别是有关经济的问题，以便能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把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导向繁荣。”[13]
所谓的国家主义即强调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主导作用，是凯末尔时代一党制极权主义的政治原则在经济领域的逻辑延伸。国家主义的广泛实践，提供了一党制极权主义政治原则的物质保障。“关于‘国家接管一切’的理论，在像土耳其这样一个国家里，已经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事情，并且对于统治者或被统治者来说，又都是十分合乎他们继承的传统和习惯的。在集权的、官僚式的和家长式的凯末尔主义政权看来，由国家来指导和管理经济生活的这些想法，是处于统治地位的上层阶级拥有的权力、特权和职能的自然而明显的延伸”。[14]国家主义的主要举措包括：制定和执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保护关税，国家投资，实施进口替代政策，加强外汇管理。国家主义的宗旨，是服务于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的需要。
国家主义不同于社会主义，其核心内容是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实现国家对于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旨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强调政府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国家主义并非私人经济的国有化，强调私人经济与国有经济的长期并存和相得益彰。国家主义的实质在于国家资本主义，扶持基础薄弱的民族工业和加速土耳其的工业化进程则是凯末尔时代国家主义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
1935年，凯末尔对于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作出如下说明：“我们正在实行的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是由土耳其本身的需要促成的，是一种特有的制度。它意味着，在承认私人企业是主要基础的同时，也认识到许多活动没有开展起来，国家必须被赋予对经济的控制，以应付一个很大的国家和一个伟大民族的一切需求……国家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开展某些尚未由私人企业开展的经济活动，结果它成功地这样做了……我们选择遵循的道路是一种区别于经济自由主义的体制。”[15]1937年，凯末尔政府发布第3125号法令，对国家主义作出如下解释：在经济和制造业领域，私人投资感到困难时，以国家经营的形式及更大的力量来从事，即在允许私人经营的同时，凡关系到公共生活及国家的和更高的利益所及的行业，由国家经营。
五、凯末尔主义的时代特征
研究者常将凯末尔主义的核心内容归结为共和主义，认为凯末尔政权充分肯定共和制。实际情况不然。凯末尔主义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和土耳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特定历史环境，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深刻的民族危机构成凯末尔时代的突出现象。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诞生于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创建独立的主权国家是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首要目标。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符合土耳其民族的根本利益，凯末尔俨然成为土耳其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象征。凯末尔主义的核心内容在于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想；凯末尔时代极权主义的政治实践，既是奥斯曼帝国后期政治变革的历史结果，也是土耳其共和国建立过程中民族主义高涨的逻辑延伸。“民族主义成了新土耳其共和国的意识形态。共和主义、民粹主义、现世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和改良主义在1931年被正式宣布为增补原则，并吸收进1937年的宪法。它们仅仅是民族主义的必然结果”。[16]
另一方面，极权政治的强化构成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共和国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共和人民党的权力垄断集中体现了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共和国的极权主义政治倾向。如果说青年土耳其党与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雅各宾派颇多相似之处，那么凯末尔主义则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波拿巴主义。“就阿塔蒂尔克在共和国里的地位来说，他似乎可以同拿破仑和克伦威尔相并列”。“凯末尔在国民议会中的重新当选，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事实上，他享有终身任命，拥有像任何一位苏丹所拥有的大权，并且能够随意任免国务总理以及各部的部长”。[17]换言之，伴随着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和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凯末尔主义的思想内涵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从民族主义到极权主义的发展，构成凯末尔主义演进的历史轨迹。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