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章（1 / 1）
与正义党和民族行动党相比，民族秩序党更具伊斯兰主义色彩，主张恢复伊斯兰教作为土耳其官方的意识形态，实施伊斯兰教法，复兴伊斯兰文化，抵制西方文化，可谓土耳其政坛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伊斯兰主义政党。苏莱曼·德米雷尔领导的正义党与努尔库教团长期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相比之下，内切梅廷·埃尔巴坎领导的民族秩序党得到穆罕默德·扎希德·科特库和纳格什班迪教团的支持。民族秩序党在强调土耳其民族、土耳其历史与伊斯兰教之间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倡导民主制度，反对“利用世俗主义原则作为迫害宗教的手段”，声称“离开思想和信仰的自由，则民主政权无法存在”，主张限制大商业资产阶级，抵制西方资本主义，恢复伊斯兰教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实施伊斯兰教法，重振伊斯兰道德。民族秩序党的支持者大都来自安纳托利亚内陆地区，以传统工商业者居多，徘徊于政治舞台的边缘。1971年军事政变后，宪法法院以“反对世俗主义基本原则”为由，取缔了民族秩序党。
1972年10月，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在原民族秩序党的基础上创建救国党（National Salvation Party，1972—1980年）。救国党核心成员大都属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世俗中产阶级和新兴政治精英，与苏非派努尔库教团、纳格什班迪教团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救国党是“沉默的穆斯林多数”的政党和民族秩序党的翻版，具有浓厚的伊斯兰主义色彩，致力于土耳其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信仰的结合，强调弘扬伊斯兰教与推动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同步性和内在逻辑联系，谴责政治腐败和社会不公。救国党认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皆为舶来品，具有异教的色彩，不适合土耳其的传统和国情，土耳其民族面临道德的危机，而“道德的危机来自信仰的危机”。救国党声称：“伊斯兰教不是土耳其民族落后的原因。伊斯兰教是具有高尚道德的宗教，在历史上散发出光芒，开辟通往文明的道路。”[8]救国党主张振兴民族精神和物质生活、实现民族凝聚、保护民族经济、发展民族工业、完善工业体系和建立公正的税收体制，呼吁限制大企业主以保护小规模的地方工业，强调实现社会公正和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反对高利贷，谴责贫富不均，宣传伊斯兰社会主义思想，声称穆罕默德是最早的社会主义者，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创立的温麦则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土耳其成为强国的前提条件是回归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明。救国党在外交方面主张扩大与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交往，淡化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北约的联系。
1973年，救国党首次参加议会选举，提出“伊斯兰社会主义”的竞选口号，赢得12%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48个席位，进而成为土耳其议会的第三大党，加入共和人民党主导的联合政府。在1977年的议会选举中，救国党获得的选票从12%下降为8.6%，其所占有的大国民议会下院席位从48个减少为24个。1974年，救国党与正义党、信任党、民族行动党组成土耳其政坛的“民族阵线”。1975年，“民族阵线”组成联合政府，正义党领导人德米雷尔出任内阁总理。在1977年的议会选举中，救国党获得8.5%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24个席位，作为仅次于共和人民党和正义党的议会第三大党，加入苏莱曼·德米雷尔领导的联合政府。
救国党的社会基础是欠发达地区的社会边缘群体，支持者来自相对落后的内陆省区和宗教氛围浓厚的社会群体，代表弱势阶层的政治诉求。据统计，救国党在1973年大选中获得的选票，67.2%来自乡村，32.8%来自城市；救国党在1977年大选中获得的选票，63.2%来自乡村，36.8%来自城市。另据统计，救国党于1973年获得的大国民议会下院48个席位中，34个席位来自安纳托利亚中东部的内陆选区，只有14个席位来自西部沿海选区；救国党在1977年获得的大国民议会下院24个席位中，19个席位来自东安纳托利亚中东部的内陆选区，只有5个席位来自西部沿海选区。“1973年和1977年的大选结果表明，救国党的选票主要来自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和相对弱小的地区；在后一种情况下救国党赢得选票可能与伊斯兰教的传统情感有关，而在前一种情况下，救国党则得到了包括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在内的受到排挤的选民的支持，他们丧失了先前的地位”。[9]
1979年，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和救国党公开支持伊朗伊斯兰革命。救国党极端成员甚至要求在土耳其实行伊斯兰政治体制，声称“今天的伊朗，明天的土耳其”，将内切梅廷·埃尔巴坎称作“土耳其的霍梅尼”。1980年9月6日，在军方政变的前夕，救国党在科尼亚发起组织名为“拯救耶路撒冷”的群众集会，抗议以色列宣布将耶路撒冷作为其首都，进而公开反对土耳其现行的世俗国家体制，要求实施伊斯兰教法，高呼“主权属于安拉”、“《古兰经》是宪法”、“世俗主义是无神论”、“我们准备圣战”的口号。1981年，救国党因与世俗主义的政治原则相抵触而被宪法法院取缔，救国党领导人内切梅廷·埃尔巴坎由于反对世俗主义、试图建立伊斯兰体制和煽动民众暴力而遭到军方关押，获释后流亡瑞士。 ↑返回顶部↑
1972年10月，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在原民族秩序党的基础上创建救国党（National Salvation Party，1972—1980年）。救国党核心成员大都属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世俗中产阶级和新兴政治精英，与苏非派努尔库教团、纳格什班迪教团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救国党是“沉默的穆斯林多数”的政党和民族秩序党的翻版，具有浓厚的伊斯兰主义色彩，致力于土耳其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信仰的结合，强调弘扬伊斯兰教与推动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同步性和内在逻辑联系，谴责政治腐败和社会不公。救国党认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皆为舶来品，具有异教的色彩，不适合土耳其的传统和国情，土耳其民族面临道德的危机，而“道德的危机来自信仰的危机”。救国党声称：“伊斯兰教不是土耳其民族落后的原因。伊斯兰教是具有高尚道德的宗教，在历史上散发出光芒，开辟通往文明的道路。”[8]救国党主张振兴民族精神和物质生活、实现民族凝聚、保护民族经济、发展民族工业、完善工业体系和建立公正的税收体制，呼吁限制大企业主以保护小规模的地方工业，强调实现社会公正和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反对高利贷，谴责贫富不均，宣传伊斯兰社会主义思想，声称穆罕默德是最早的社会主义者，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创立的温麦则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土耳其成为强国的前提条件是回归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明。救国党在外交方面主张扩大与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交往，淡化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北约的联系。
1973年，救国党首次参加议会选举，提出“伊斯兰社会主义”的竞选口号，赢得12%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48个席位，进而成为土耳其议会的第三大党，加入共和人民党主导的联合政府。在1977年的议会选举中，救国党获得的选票从12%下降为8.6%，其所占有的大国民议会下院席位从48个减少为24个。1974年，救国党与正义党、信任党、民族行动党组成土耳其政坛的“民族阵线”。1975年，“民族阵线”组成联合政府，正义党领导人德米雷尔出任内阁总理。在1977年的议会选举中，救国党获得8.5%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24个席位，作为仅次于共和人民党和正义党的议会第三大党，加入苏莱曼·德米雷尔领导的联合政府。
救国党的社会基础是欠发达地区的社会边缘群体，支持者来自相对落后的内陆省区和宗教氛围浓厚的社会群体，代表弱势阶层的政治诉求。据统计，救国党在1973年大选中获得的选票，67.2%来自乡村，32.8%来自城市；救国党在1977年大选中获得的选票，63.2%来自乡村，36.8%来自城市。另据统计，救国党于1973年获得的大国民议会下院48个席位中，34个席位来自安纳托利亚中东部的内陆选区，只有14个席位来自西部沿海选区；救国党在1977年获得的大国民议会下院24个席位中，19个席位来自东安纳托利亚中东部的内陆选区，只有5个席位来自西部沿海选区。“1973年和1977年的大选结果表明，救国党的选票主要来自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和相对弱小的地区；在后一种情况下救国党赢得选票可能与伊斯兰教的传统情感有关，而在前一种情况下，救国党则得到了包括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在内的受到排挤的选民的支持，他们丧失了先前的地位”。[9]
1979年，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和救国党公开支持伊朗伊斯兰革命。救国党极端成员甚至要求在土耳其实行伊斯兰政治体制，声称“今天的伊朗，明天的土耳其”，将内切梅廷·埃尔巴坎称作“土耳其的霍梅尼”。1980年9月6日，在军方政变的前夕，救国党在科尼亚发起组织名为“拯救耶路撒冷”的群众集会，抗议以色列宣布将耶路撒冷作为其首都，进而公开反对土耳其现行的世俗国家体制，要求实施伊斯兰教法，高呼“主权属于安拉”、“《古兰经》是宪法”、“世俗主义是无神论”、“我们准备圣战”的口号。1981年，救国党因与世俗主义的政治原则相抵触而被宪法法院取缔，救国党领导人内切梅廷·埃尔巴坎由于反对世俗主义、试图建立伊斯兰体制和煽动民众暴力而遭到军方关押，获释后流亡瑞士。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