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章（1 / 1）
2002年大选结束了土耳其政坛10余年来多党组阁的局面，正义与发展党在选举中的大获全胜甚至被众多媒体称作是“安纳托利亚的革命”。正义与发展党在2002年大选中的胜出，掀开了土耳其政党政治史的崭新一页。自1987年大选以来，正义与发展党首次成为占据大国民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另一方面，正义与发展党成为继20世纪90年代中期繁荣党之后再次赢得大选的伊斯兰主义政党。与此前的繁荣党相比，正义与发展党的立场更为温和。土耳其一改20世纪90年代多党联合政府的施政模式，由正义与发展党单独组阁。加入内阁的正义与发展党成员大都具有繁荣党的从政经历，少数具有祖国党的从政经历，反映出正义与发展党与繁荣党以及祖国党之间的历史延续。由于1998年宪法法院关于繁荣党领导人5年内不得从政的禁令尚未解除，正义与发展党主席雷赛普·埃尔多安的从政权利遭到封杀，正义与发展党副主席阿卜杜拉·居尔受命组阁，出任内阁总理。正义与发展党内阁执政后，首先推动议会解除雷赛普·埃尔多安从政的禁令。2003年3月，雷赛普·埃尔多安在锡尔特省举行的大国民议会补缺选举中当选议员。随后，阿卜杜拉·居尔向总统塞泽尔递交辞呈，宣布辞职，雷赛普·埃尔多安出任内阁总理。
2004年3月，土耳其举行地方选举。在全部48个合法政党中，20个政党参与竞选地方议会的席位，其中只有正义与发展党、共和人民党和民族行动党赢得超过10%的选票，正义与发展党赢得41.7%的选票，占据81个省议会全部席位的71%，共和人民党赢得18.3%的选票，占据81个省议会全部席位的12%。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三、正义与发展党的施政举措
正义与发展党尽管在21世纪之初以崭新的面貌登上土耳其的政治舞台，却无疑具有伊斯兰主义的深厚根基。正义与发展党的前身是2001年被宪法法院裁定反世俗主义进而予以取缔的贤德党，而贤德党的前身则是20世纪90年代活跃于土耳其政坛的伊斯兰主义政党繁荣党。正义与发展党的主要成员，包括总理雷赛普·埃尔多安、外长阿卜杜拉·居尔和议长布伦特·阿林奇，均为繁荣党及其继承者贤德党的重要成员。宗教色彩浓厚的意识形态、强调宗教认同的社会动员方式以及淡化阶级对立和民族差异的政治原则，可谓正义与发展党区别于其他诸多世俗政党的明显标志。
2002年大选前夕，许多西方媒体将正义与发展党称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在大选中胜出后，被西方媒体称作伊斯兰主义政党和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致力于推行政治改革以符合加入欧盟的条件后，西方媒体称之为植根于伊斯兰主义的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两年期间推出一系列政治改革法案后，西方媒体称之为具有改革倾向的伊斯兰政党。2007年大选后，英国权威杂志《经济学家》称正义与发展党是温和伊斯兰主义政党。显而易见，正义与发展党被视作具有伊斯兰主义色彩或伊斯兰主义倾向的政党，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世俗主义缘起于凯末尔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建立在公权至上的基础之上，表现为自上而下的过程。相比之下，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于土耳其政坛的伊斯兰主义运动，主要表现为自下而上的过程，旨在挑战公权至上的政治原则，构成民众政治崛起和民众政治参与扩大的载体。
伊斯兰教信仰和伊斯兰价值观在土耳其社会根深蒂固。凯末尔主义的世俗主义原则包含世俗国家与宗教社会的悖论倾向，民主政治的缺失和民众意志与官方意志的非吻合性是凯末尔主义之世俗主义原则长期延续的历史根源。所谓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消长，历经世俗威权政治的膨胀、世俗民主政治的初步实践和宗教政治的异军突起三个阶段，其历史内涵在于政治发展进程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转换。民主化无疑是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宗教权利构成人权的要素之一，宗教自由则是公民自由的组成部分。在民主化的进程中，随着民众的政治崛起和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民众对于宗教自由的诉求上升到政治层面，是为政治伊斯兰抑或伊斯兰主义政党在土耳其政坛异军突起的深层背景。宗教与世俗并非存在根本的对立，是为伊斯兰主义政党之世俗化转向的历史基础。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的消长和并存，特别是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举措，体现了土耳其民主进程中的多元化倾向。在民主化的历史背景和多党制议会选举的政治框架下，伊斯兰主义政党兼顾民众的宗教诉求和世俗诉求，旨在广泛动员民众、争夺选票和竞选议会席位，其竞选纲领和施政理念在诸多领域与世俗政党可谓异曲同工。
正义与发展党在大选期间提出的竞选纲领，无疑具有浓厚的伊斯兰主义色彩。然而，正义与发展党的伊斯兰主义倾向，只是其动员民众和争夺选票进而竞选议会席位的政治手段。所谓的伊斯兰主义，包含伊斯兰文化、伊斯兰价值观、伊斯兰认同感、伊斯兰生活方式、伊斯兰经济、伊斯兰教法和伊斯兰神权政治的不同层面，伊斯兰主义运动在不同的国家表现为不同层面的内容，不可一概而论。正义与发展党极力淡化自身的伊斯兰主义色彩，淡化宗教与世俗的政治界限，自称“保守的民主政党”。雷赛普·埃尔多安宣称，正义与发展党创建之前活跃于土耳其政治舞台的繁荣党、贤德党和幸福党，过分突出伊斯兰教的政治功能，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社会基础，而现行的世俗体制既是合理的也是无可替代的，正义与发展党拒绝将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施加给政党和国家，正义与发展党不会将宗教道德延伸到政治领域，更不会成为宗教政党。 ↑返回顶部↑
2004年3月，土耳其举行地方选举。在全部48个合法政党中，20个政党参与竞选地方议会的席位，其中只有正义与发展党、共和人民党和民族行动党赢得超过10%的选票，正义与发展党赢得41.7%的选票，占据81个省议会全部席位的71%，共和人民党赢得18.3%的选票，占据81个省议会全部席位的12%。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三、正义与发展党的施政举措
正义与发展党尽管在21世纪之初以崭新的面貌登上土耳其的政治舞台，却无疑具有伊斯兰主义的深厚根基。正义与发展党的前身是2001年被宪法法院裁定反世俗主义进而予以取缔的贤德党，而贤德党的前身则是20世纪90年代活跃于土耳其政坛的伊斯兰主义政党繁荣党。正义与发展党的主要成员，包括总理雷赛普·埃尔多安、外长阿卜杜拉·居尔和议长布伦特·阿林奇，均为繁荣党及其继承者贤德党的重要成员。宗教色彩浓厚的意识形态、强调宗教认同的社会动员方式以及淡化阶级对立和民族差异的政治原则，可谓正义与发展党区别于其他诸多世俗政党的明显标志。
2002年大选前夕，许多西方媒体将正义与发展党称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在大选中胜出后，被西方媒体称作伊斯兰主义政党和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致力于推行政治改革以符合加入欧盟的条件后，西方媒体称之为植根于伊斯兰主义的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两年期间推出一系列政治改革法案后，西方媒体称之为具有改革倾向的伊斯兰政党。2007年大选后，英国权威杂志《经济学家》称正义与发展党是温和伊斯兰主义政党。显而易见，正义与发展党被视作具有伊斯兰主义色彩或伊斯兰主义倾向的政党，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世俗主义缘起于凯末尔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建立在公权至上的基础之上，表现为自上而下的过程。相比之下，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于土耳其政坛的伊斯兰主义运动，主要表现为自下而上的过程，旨在挑战公权至上的政治原则，构成民众政治崛起和民众政治参与扩大的载体。
伊斯兰教信仰和伊斯兰价值观在土耳其社会根深蒂固。凯末尔主义的世俗主义原则包含世俗国家与宗教社会的悖论倾向，民主政治的缺失和民众意志与官方意志的非吻合性是凯末尔主义之世俗主义原则长期延续的历史根源。所谓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消长，历经世俗威权政治的膨胀、世俗民主政治的初步实践和宗教政治的异军突起三个阶段，其历史内涵在于政治发展进程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转换。民主化无疑是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宗教权利构成人权的要素之一，宗教自由则是公民自由的组成部分。在民主化的进程中，随着民众的政治崛起和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民众对于宗教自由的诉求上升到政治层面，是为政治伊斯兰抑或伊斯兰主义政党在土耳其政坛异军突起的深层背景。宗教与世俗并非存在根本的对立，是为伊斯兰主义政党之世俗化转向的历史基础。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的消长和并存，特别是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举措，体现了土耳其民主进程中的多元化倾向。在民主化的历史背景和多党制议会选举的政治框架下，伊斯兰主义政党兼顾民众的宗教诉求和世俗诉求，旨在广泛动员民众、争夺选票和竞选议会席位，其竞选纲领和施政理念在诸多领域与世俗政党可谓异曲同工。
正义与发展党在大选期间提出的竞选纲领，无疑具有浓厚的伊斯兰主义色彩。然而，正义与发展党的伊斯兰主义倾向，只是其动员民众和争夺选票进而竞选议会席位的政治手段。所谓的伊斯兰主义，包含伊斯兰文化、伊斯兰价值观、伊斯兰认同感、伊斯兰生活方式、伊斯兰经济、伊斯兰教法和伊斯兰神权政治的不同层面，伊斯兰主义运动在不同的国家表现为不同层面的内容，不可一概而论。正义与发展党极力淡化自身的伊斯兰主义色彩，淡化宗教与世俗的政治界限，自称“保守的民主政党”。雷赛普·埃尔多安宣称，正义与发展党创建之前活跃于土耳其政治舞台的繁荣党、贤德党和幸福党，过分突出伊斯兰教的政治功能，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社会基础，而现行的世俗体制既是合理的也是无可替代的，正义与发展党拒绝将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施加给政党和国家，正义与发展党不会将宗教道德延伸到政治领域，更不会成为宗教政党。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