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章（1 / 1）
1928年9月，凯末尔在开塞利向人们讲授新字母 土耳其共和国的文字改革成效显著。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仅有1/10人口识文断字。现在，人民有义务掌握新土耳其语并将其教给自己的子女和邻人，甚至搬运工和船家。新的字母比较容易掌握，而且更能表音，故加速土耳其共和国的教育发展。例如，奥斯曼帝国在现代土耳其文中写作Osmanlı İmparatorluğu。从1923年至1938年，共和国的在校生人数增长一倍。2004年，共和国的识字率达到86.5%。土耳其人学习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甚至阅读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散文和韵文名著变得吃力，但是学习英语、法语或其他西方语言却变得相当容易。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蒂尔克（Mustafa Kemal Ataturk，1881—1938年）认为，此前用来书写奥斯曼文的阿拉伯字母无法体现奥斯曼语的发音和语法，而且与伊斯兰教、历史、传统文明和奥斯曼帝国紧密相连，而拉丁字母则与世俗化、现实、现代化和民族国家相关，因此赞成采用修改后的拉丁字母书写现代土耳其语。
自突厥语族皈依伊斯兰教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就借助经典文献以及诗词歌赋深刻影响突厥语。作为突厥语的一支，奥斯曼语中也出现大量源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借词（实词和虚词）、语法、修辞甚至格律，几乎成为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三种语言的混成语，其中突厥语词汇仅占1/3左右，书面语尤其如此。更有甚者，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政界、学界和文坛特别是宫廷诗歌领域，许多文人墨客和达官贵人极度推崇直接采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进行写作，一些诗词竟然同时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相比之下，帝国下层民众特别是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农牧民，普遍使用较为质朴但是倍受鄙视的口语，其中包含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成分比重较小。显而易见，奥斯曼语的书面语和口语割裂严重，迥然不同，这不仅使上流人物得以垄断文化，而且使民族国家的构建遥遥无期。
鉴于奥斯曼土耳其语的弊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奥斯曼帝国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关注语言改革。1862年5月穆罕默德·米尼夫（Mehmet Minev）、1863年夏阿洪德扎代·费特赫·阿里（Fitehi Ali）、1869年流亡伦敦的青年奥斯曼党分子（New Ottomans）、1912年杰拉尔·努瑞（Jemal Nuri）、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陆军大臣伊斯梅尔·恩维尔（Ismail Enver，1881—1922年），均曾提出语言改革主张甚至付诸行动。其中一些人主张将奥斯曼语中比重过大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清理出去，即“纯化土耳其语”。然而，如果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成分彻底扫荡干净，奥斯曼语就将成为没有内脏和丧失血肉的一副枯骨。因此，在吸纳新词之前，还不宜清理旧词。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凯末尔决定凭借国家权力，发动一场不见硝烟的“语言战争”（Dil SavasI），继而打赢所谓的“文化战争”（Kultur SavasI）。
1924年3月5日，即土耳其共和国废除哈里发制度翌日，政府颁布“教育统一”法（Ogretim Birligi），革新学校教育的课程和教材，反映新形势和新知识的新课程和新教材迅速取代旧课程和旧教材，土耳其语授课获得扶持，采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教授的课程和教材受到排挤。从1928年夏秋开始，共和国开始实施文字改革，以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来拼读现代土耳其语。受此影响，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急剧下降。从1929年起，政府干脆要求中学普遍取消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课程，现代土耳其语课程受到高度重视。1982年《土耳其共和国宪法》即现行宪法第42款明确认可现代土耳其语在学校语言教育中的首要地位：“在教育和训练机构中，不得把土耳其语之外的任何一种语言作为母语传授给土耳其公民。”
1932年，土耳其共和国的文字改革基本完成。此时凯末尔决定宜将剩勇追穷寇，力图将文字改革和语言改革毕其功于一役，在将字母体系从阿拉伯字母改成拉丁字母的同时，迫切希望彻底剔除现代土耳其语中的阿拉伯和波斯词汇。1932年7月12日，凯末尔下令组建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Turk Dil Tetkik Cemiyeti）。此后几年，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致力于清除现代土耳其语中常用的阿拉伯和波斯的词汇，并从民间口语和奥斯曼语文献中寻找对应词。这几项工作得到了凯末尔总统的鼎力支持，仅举一例：1934年10月3日，凯末尔在总统府举办欢迎瑞典王子来访的晚宴上发表仅有161个词的短篇演说，其中有35个词属于搜寻来的对应词。
一是从民间口语中搜寻对应词。1932年9月首届土耳其语言代表大会在多尓马巴赫切宫召开，凯末尔出席。在这次大会上，诗人阿卜杜哈克·哈米德（Abdulhak Hamit）公开提出，现代土耳其语在剔除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时不应从东方各突厥语中寻找对应词，而应从前首都伊斯坦布尔的方言中搜寻对应词：“所要寻找的词既不在科尼亚，也不在埃迪尔内，既不在塞拉尼克，也不在喀什噶尔和布哈拉，而应该从伊斯坦布尔方言中寻找。”他还建议现代土耳其语以伊斯坦布尔方言作为标准音。[3]经过受挫和反思，凯末尔不再奢望从迥然不同的东方诸突厥语中寻找现代土耳其语的对应词，转而将目光下移，试图从民间方言中寻找对应词。从1933年1月到1934年7月，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编写“搜集指南”，并组建对应词搜集委员会，以各省省长和县长为主席，以各区区长为指挥员，成员涵盖教师及教育和卫生部门的负责人。每所学校作为一个搜集小组，按照“搜集指南”寻找对应词，并记入卡片。县城和省城分别编排每个搜集小组和每个县城找到的对应词，并分别将结果上报省城和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经过一年半的努力，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共收到卡片13万张。与此同时，报刊、电台和通讯社也配合搜集对应词。从1933年3月12日至7月2日，仅报刊就公布1 382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并收到1 100个对应词，其中640个对应词被搜集委员会接纳。 ↑返回顶部↑
自突厥语族皈依伊斯兰教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就借助经典文献以及诗词歌赋深刻影响突厥语。作为突厥语的一支，奥斯曼语中也出现大量源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借词（实词和虚词）、语法、修辞甚至格律，几乎成为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三种语言的混成语，其中突厥语词汇仅占1/3左右，书面语尤其如此。更有甚者，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政界、学界和文坛特别是宫廷诗歌领域，许多文人墨客和达官贵人极度推崇直接采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进行写作，一些诗词竟然同时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相比之下，帝国下层民众特别是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农牧民，普遍使用较为质朴但是倍受鄙视的口语，其中包含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成分比重较小。显而易见，奥斯曼语的书面语和口语割裂严重，迥然不同，这不仅使上流人物得以垄断文化，而且使民族国家的构建遥遥无期。
鉴于奥斯曼土耳其语的弊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奥斯曼帝国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关注语言改革。1862年5月穆罕默德·米尼夫（Mehmet Minev）、1863年夏阿洪德扎代·费特赫·阿里（Fitehi Ali）、1869年流亡伦敦的青年奥斯曼党分子（New Ottomans）、1912年杰拉尔·努瑞（Jemal Nuri）、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陆军大臣伊斯梅尔·恩维尔（Ismail Enver，1881—1922年），均曾提出语言改革主张甚至付诸行动。其中一些人主张将奥斯曼语中比重过大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清理出去，即“纯化土耳其语”。然而，如果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成分彻底扫荡干净，奥斯曼语就将成为没有内脏和丧失血肉的一副枯骨。因此，在吸纳新词之前，还不宜清理旧词。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凯末尔决定凭借国家权力，发动一场不见硝烟的“语言战争”（Dil SavasI），继而打赢所谓的“文化战争”（Kultur SavasI）。
1924年3月5日，即土耳其共和国废除哈里发制度翌日，政府颁布“教育统一”法（Ogretim Birligi），革新学校教育的课程和教材，反映新形势和新知识的新课程和新教材迅速取代旧课程和旧教材，土耳其语授课获得扶持，采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教授的课程和教材受到排挤。从1928年夏秋开始，共和国开始实施文字改革，以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来拼读现代土耳其语。受此影响，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急剧下降。从1929年起，政府干脆要求中学普遍取消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课程，现代土耳其语课程受到高度重视。1982年《土耳其共和国宪法》即现行宪法第42款明确认可现代土耳其语在学校语言教育中的首要地位：“在教育和训练机构中，不得把土耳其语之外的任何一种语言作为母语传授给土耳其公民。”
1932年，土耳其共和国的文字改革基本完成。此时凯末尔决定宜将剩勇追穷寇，力图将文字改革和语言改革毕其功于一役，在将字母体系从阿拉伯字母改成拉丁字母的同时，迫切希望彻底剔除现代土耳其语中的阿拉伯和波斯词汇。1932年7月12日，凯末尔下令组建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Turk Dil Tetkik Cemiyeti）。此后几年，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致力于清除现代土耳其语中常用的阿拉伯和波斯的词汇，并从民间口语和奥斯曼语文献中寻找对应词。这几项工作得到了凯末尔总统的鼎力支持，仅举一例：1934年10月3日，凯末尔在总统府举办欢迎瑞典王子来访的晚宴上发表仅有161个词的短篇演说，其中有35个词属于搜寻来的对应词。
一是从民间口语中搜寻对应词。1932年9月首届土耳其语言代表大会在多尓马巴赫切宫召开，凯末尔出席。在这次大会上，诗人阿卜杜哈克·哈米德（Abdulhak Hamit）公开提出，现代土耳其语在剔除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时不应从东方各突厥语中寻找对应词，而应从前首都伊斯坦布尔的方言中搜寻对应词：“所要寻找的词既不在科尼亚，也不在埃迪尔内，既不在塞拉尼克，也不在喀什噶尔和布哈拉，而应该从伊斯坦布尔方言中寻找。”他还建议现代土耳其语以伊斯坦布尔方言作为标准音。[3]经过受挫和反思，凯末尔不再奢望从迥然不同的东方诸突厥语中寻找现代土耳其语的对应词，转而将目光下移，试图从民间方言中寻找对应词。从1933年1月到1934年7月，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编写“搜集指南”，并组建对应词搜集委员会，以各省省长和县长为主席，以各区区长为指挥员，成员涵盖教师及教育和卫生部门的负责人。每所学校作为一个搜集小组，按照“搜集指南”寻找对应词，并记入卡片。县城和省城分别编排每个搜集小组和每个县城找到的对应词，并分别将结果上报省城和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经过一年半的努力，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共收到卡片13万张。与此同时，报刊、电台和通讯社也配合搜集对应词。从1933年3月12日至7月2日，仅报刊就公布1 382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并收到1 100个对应词，其中640个对应词被搜集委员会接纳。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