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1 / 1）
拜占廷帝国作为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致力于成为一个统一帝国，宣称拥有以前属于罗马帝国的所有地区并构成现在的基督教世界的疆域。严酷的现实使这种观念一点点消退，在昔日罗马疆域上与拜占廷帝国并肩发展起来由基督教世界统辖的国家也不再被承认与其地位相等。一个复杂的国家等级体系完善起来，其顶点是作为罗马皇帝和基督教世界首脑的拜占廷帝国皇帝。[34]早期拜占廷时代，帝国政治关注于维持对罗马疆域的直接控制；中晚期拜占廷时期，帝国政治则关注如何保持其当时占据的宗教至尊地位。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拜占廷帝国越是坚持其与古代罗马的联系，越是在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中顽固笃守罗马等级制，它就越是不断地远离罗马世界原有的特征。在文化和语言上，希腊因素占了上风。同时，教会影响在拜占廷生活中日益强烈。而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也不可避免地促使新的经济社会结构产生出来，至中世纪早期，已经出现了一种本质上全新的政治实体和管理体系。事实与过去一直持有的看法不同，拜占廷国家的发展充满了活力。所有事物持续变动，不断变化或更新，直到拜占廷人的这个帝国逐渐停止其历史发展时，它除了名称外已经与以前的罗马帝国毫无共同之处，它宣称继承下来的权力事实上根本没有实现。
与此相应，最初阶段的拜占廷帝国实际上就是个罗马帝国，其全部生活都笼罩着罗马色彩。这个阶段确实应该既可称为晚期罗马帝国也可称为早期拜占廷帝国，因为它的确渗透着罗马和拜占廷的发展。罗马帝国最后3个世纪或拜占廷帝国最初3个世纪的历史，具有转型时代的特征，这段历史跨越了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拜占廷帝国之间的鸿沟。正是在这个阶段，古代罗马生活逐渐让位于新的拜占廷因素。
拜占廷历史的开端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因为它就是从“公元三世纪危机”中产生出来的。这个时期的经济困窘已经对帝国西半部产生了相当严重的灾难性影响。而帝国东半部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这个因素决定了未来的发展，也说明了罗马帝国的“拜占廷化”。然而，帝国东部也经历了同样的危机，这一危机对经济社会结构腐败不堪的晚期罗马帝国的所有地区都具有同样的影响，但是在东部却没有随着严重的社会政治动荡发生经济崩溃。帝国东部确实没有像西部那样出现如此严重的人口锐减、如此彻底的城市生活衰败和经济凋敝，而只是与整个帝国一样，在经济生活中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压力，其工商业因此受到严重威胁。“公元三世纪危机”标志着古代世界城市生活的终止。[35]另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大地产的持续发展。私人地产以牺牲小土地和国家控制的土地为代价在帝国各地不断增长。而小土地持有者破产的结果是农民日益固着于土地上，由于劳动力需求的压力，这一点进一步得到强化。但是，农民阶层中的农奴只是将居民固定于其各自职业的普遍强制措施中的一个特例，这种强制措施随着“公元三世纪危机”开始在晚期罗马帝国系统地推行。经济生活中的强制奠定了政治事务中的强制。
罗马元首政治因危机造成的动乱日益衰败，最终在戴克里先（Diocletian）绝对君主统治期间完全消失，拜占廷独裁统治由此发展起来。古代罗马城市的市政权力陷于严重瓦解的境地。因此，整个国家管理机构被集中控制在皇帝及其行政官吏手中，这种行政权力得到极大扩张，嗣后就成为拜占廷独裁政治的核心。罗马官员制度让位于拜占廷官僚体制。皇帝不再是第一首脑，而是独裁君主，其权力不再过多地来自现世权威，而是来自于上帝的意旨。苦难深重的危机时代已经开启了人们转向宗教和来世的时代。
君主权作为某些植根于人们思想中的观念仍然没有完全消除，元老院、组织成竞技党的城市民众，还有军队都显示出各自的政治实力，对皇帝的权力发挥着真正的限制作用，特别是在早期拜占廷阶段。[36]罗马历史中孕育的这些重要因素后来在各种大权集于一身的皇帝权力面前都逐渐消除了。另一方面，作为基督教国家精神力量的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的影响。早期拜占廷阶段，皇帝还拥有控制教会的无限权力，他按照罗马的制度将其臣民的宗教事务当作国家行政事务的一部分。但是，在中世纪拜占廷帝国，教会确立起其重要地位，成为无处不在的一种力量，也正是在这个领域，皇权遭受了最严重的挫折。在拜占廷帝国，世俗和教会权力之间的冲突并不鲜见，而皇帝一方并不常常是胜利者。然而，皇权和教权之间的对抗并不是拜占廷帝国的特征。总体看来，国家和教会保持着密切友好的关系，东正教帝国和东正教教会之间相互依存，它们共同构成了单一的政治和宗教实体。人们通常可以发现这两种势力具有共同的目标，它们共同反对威胁上帝预定的现实世界秩序的危险，无论是来自帝国的内外敌人，还是来自形形色色的异端破坏势力。但是，这种观念倾向于使教会处于皇帝强大权力的直接保护下，因而历史表明，皇权对教权始终占有决定性优势地位，这成为拜占廷帝国教俗权力关系的持久特点。
皇帝不仅是最高的军事首脑、大法官和惟一的立法者，而且是教会和正统信仰的保护人。他是上帝拣选出来的，故而不仅是上帝托付给他的那个基督教帝国的主人和统治者，而且是帝国活的象征。由于上帝远离尘世和人类生活，皇帝就需与上帝建立直接的联系，成为政治和宗教特殊礼拜祭仪的对象。这种典礼逐渐被确定为教会和整个朝廷都必须参加的隆重宫廷仪式。这一点从基督爱戴的皇帝肖像、皇帝本人圣体的尊贵威严礼法、公开场合其发布圣旨和臣民对其上奏的遣词造句中均可窥见一斑。[37]其臣民就是其奴仆，他们获准觐见皇帝时，即便是最高级官员都必须在他面前五体投地，三叩九拜，匍匐向前。而拜占廷宫廷仪式的这种盛大场面和皇帝专制统治是希腊罗马世界的产物，在那里具有深厚的基础。[38]因此，拜占廷朝廷特殊的礼仪从一开始就是由包含着许多东方因素的礼仪发展而来的，它们由于从东方、从萨珊王朝，后来又从穆斯林哈里发宫廷直接引进而得到进一步强化。[39] ↑返回顶部↑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拜占廷帝国越是坚持其与古代罗马的联系，越是在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中顽固笃守罗马等级制，它就越是不断地远离罗马世界原有的特征。在文化和语言上，希腊因素占了上风。同时，教会影响在拜占廷生活中日益强烈。而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也不可避免地促使新的经济社会结构产生出来，至中世纪早期，已经出现了一种本质上全新的政治实体和管理体系。事实与过去一直持有的看法不同，拜占廷国家的发展充满了活力。所有事物持续变动，不断变化或更新，直到拜占廷人的这个帝国逐渐停止其历史发展时，它除了名称外已经与以前的罗马帝国毫无共同之处，它宣称继承下来的权力事实上根本没有实现。
与此相应，最初阶段的拜占廷帝国实际上就是个罗马帝国，其全部生活都笼罩着罗马色彩。这个阶段确实应该既可称为晚期罗马帝国也可称为早期拜占廷帝国，因为它的确渗透着罗马和拜占廷的发展。罗马帝国最后3个世纪或拜占廷帝国最初3个世纪的历史，具有转型时代的特征，这段历史跨越了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拜占廷帝国之间的鸿沟。正是在这个阶段，古代罗马生活逐渐让位于新的拜占廷因素。
拜占廷历史的开端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因为它就是从“公元三世纪危机”中产生出来的。这个时期的经济困窘已经对帝国西半部产生了相当严重的灾难性影响。而帝国东半部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这个因素决定了未来的发展，也说明了罗马帝国的“拜占廷化”。然而，帝国东部也经历了同样的危机，这一危机对经济社会结构腐败不堪的晚期罗马帝国的所有地区都具有同样的影响，但是在东部却没有随着严重的社会政治动荡发生经济崩溃。帝国东部确实没有像西部那样出现如此严重的人口锐减、如此彻底的城市生活衰败和经济凋敝，而只是与整个帝国一样，在经济生活中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压力，其工商业因此受到严重威胁。“公元三世纪危机”标志着古代世界城市生活的终止。[35]另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大地产的持续发展。私人地产以牺牲小土地和国家控制的土地为代价在帝国各地不断增长。而小土地持有者破产的结果是农民日益固着于土地上，由于劳动力需求的压力，这一点进一步得到强化。但是，农民阶层中的农奴只是将居民固定于其各自职业的普遍强制措施中的一个特例，这种强制措施随着“公元三世纪危机”开始在晚期罗马帝国系统地推行。经济生活中的强制奠定了政治事务中的强制。
罗马元首政治因危机造成的动乱日益衰败，最终在戴克里先（Diocletian）绝对君主统治期间完全消失，拜占廷独裁统治由此发展起来。古代罗马城市的市政权力陷于严重瓦解的境地。因此，整个国家管理机构被集中控制在皇帝及其行政官吏手中，这种行政权力得到极大扩张，嗣后就成为拜占廷独裁政治的核心。罗马官员制度让位于拜占廷官僚体制。皇帝不再是第一首脑，而是独裁君主，其权力不再过多地来自现世权威，而是来自于上帝的意旨。苦难深重的危机时代已经开启了人们转向宗教和来世的时代。
君主权作为某些植根于人们思想中的观念仍然没有完全消除，元老院、组织成竞技党的城市民众，还有军队都显示出各自的政治实力，对皇帝的权力发挥着真正的限制作用，特别是在早期拜占廷阶段。[36]罗马历史中孕育的这些重要因素后来在各种大权集于一身的皇帝权力面前都逐渐消除了。另一方面，作为基督教国家精神力量的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的影响。早期拜占廷阶段，皇帝还拥有控制教会的无限权力，他按照罗马的制度将其臣民的宗教事务当作国家行政事务的一部分。但是，在中世纪拜占廷帝国，教会确立起其重要地位，成为无处不在的一种力量，也正是在这个领域，皇权遭受了最严重的挫折。在拜占廷帝国，世俗和教会权力之间的冲突并不鲜见，而皇帝一方并不常常是胜利者。然而，皇权和教权之间的对抗并不是拜占廷帝国的特征。总体看来，国家和教会保持着密切友好的关系，东正教帝国和东正教教会之间相互依存，它们共同构成了单一的政治和宗教实体。人们通常可以发现这两种势力具有共同的目标，它们共同反对威胁上帝预定的现实世界秩序的危险，无论是来自帝国的内外敌人，还是来自形形色色的异端破坏势力。但是，这种观念倾向于使教会处于皇帝强大权力的直接保护下，因而历史表明，皇权对教权始终占有决定性优势地位，这成为拜占廷帝国教俗权力关系的持久特点。
皇帝不仅是最高的军事首脑、大法官和惟一的立法者，而且是教会和正统信仰的保护人。他是上帝拣选出来的，故而不仅是上帝托付给他的那个基督教帝国的主人和统治者，而且是帝国活的象征。由于上帝远离尘世和人类生活，皇帝就需与上帝建立直接的联系，成为政治和宗教特殊礼拜祭仪的对象。这种典礼逐渐被确定为教会和整个朝廷都必须参加的隆重宫廷仪式。这一点从基督爱戴的皇帝肖像、皇帝本人圣体的尊贵威严礼法、公开场合其发布圣旨和臣民对其上奏的遣词造句中均可窥见一斑。[37]其臣民就是其奴仆，他们获准觐见皇帝时，即便是最高级官员都必须在他面前五体投地，三叩九拜，匍匐向前。而拜占廷宫廷仪式的这种盛大场面和皇帝专制统治是希腊罗马世界的产物，在那里具有深厚的基础。[38]因此，拜占廷朝廷特殊的礼仪从一开始就是由包含着许多东方因素的礼仪发展而来的，它们由于从东方、从萨珊王朝，后来又从穆斯林哈里发宫廷直接引进而得到进一步强化。[39]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