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1 / 1）
这些外部的威胁也伴随着严重的内乱。独裁专制中央政府与民众政治组织间也出现激烈的斗争，532年，可怕的尼卡起义在君士坦丁堡爆发。[111]早在查士丁统治时期，查士丁尼就反对阿纳斯塔修斯一世青睐的绿党，而支持蓝党，因此，后者拥护查士丁尼的政治和宗教政策。但是，当他即位成为皇帝以后，就设法完全摆脱蓝党的控制，采取有力措施限制这些残酷无情的暴民。其惩罚措施波及两党成员，蓝党和绿党遂转而联合反对皇帝，这种普遍的敌对情绪因沉重的税收负担而演化为暴力冲突，加重税收，则是查士丁尼开支巨大的内外政策必需的手段。两党联合起来，寻找到反对中央政府的共同理由。大竞技场中回荡着“仁慈的绿党人和蓝党人万岁”的可怕叫声。[112]起义发展迅速，令人吃惊，首都陷入火海，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的侄子被拥立为皇帝，在大竞技场被紫袍加身。查士丁尼认为大势已去，准备逃亡。皇后塞奥多拉毫无妥协的勇气阻止了他，而贝利撒留的决心和纳尔西斯强大的部队挽救了形势。纳尔西斯与蓝党人秘密谈判，分化瓦解了起义者的团结，而贝利撒留将忠于皇帝的军队调集到大竞技场，对起义人群发动突然袭击，以一场成千上万的生灵涂炭为代价的可怕大屠杀平息了起义。这样，拜占廷的独裁专制统治战胜了竞技党这个古代公民自由最后残余的代表力量。在起义民众压力下解散的、杰出的皇帝顾问们重新被召集起来。圣索非亚教堂也以新面貌耸立起来，查士丁尼在起义中被烧毁的旧教堂的遗址上建造起带有高大穹顶的大教堂，它标志着基督教建筑发展的新时代。但是，起义被镇压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安宁。查士丁尼穷兵黩武的政策强加给民众沉重的负担，其沉重程度更由于其扩建工程的额外要求而变得几乎使人无法承受。他取得的胜利是以整个帝国财政资源的全部耗尽为代价的。
大区长卡帕多西亚的约翰承担了为皇帝开销巨大的军事计划提供经费这个不讨好的任务，因此最遭受民众痛恨。然而，他的工作确实为查士丁尼时54代的政府管理做出了积极贡献。查士丁尼的大部分法律是由他发布的，也正是由于他的出色工作，政府才得以采取各种积极措施遏制豪强贵族。[113]然而，这些措施以牺牲小土地持有者和帝国农户的利益为代价，成效不大，大地主贵族势力迅速增强。查士丁尼统治制度的核心目标是强化政府控制，消除买官鬻爵的现象，特别是确保了赋税的征收。他放弃了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时期开始出现的省区地方行政权和军事权的严格分离，在一些地区采取了新的统一措施，通过有时授予军事首脑最高权力，有时授予行政最高首脑最高权力的方式保证地方权力的统一。查士丁尼推行的这些行政改革没有太多的创新和特点，缺乏重大的变化，不值得过多叙述。它们只是些过渡性措施，成为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特色鲜明的改革和伊拉克略（Heraclius）同样特征突出的制度之间的一道桥梁。
查士丁尼政府积极发展工商业。君士坦丁堡成为控制欧亚两洲之间商路的中转站和两大陆的贸易中心。地中海贸易此时完全掌握在希腊和叙利亚商人手中。然而，并不是与西部贫瘠地区的交通，而是与远东，即与中国和印度的交通使拜占廷帝国富足起来。远东贸易也并非只是进口贸易，因为拜占廷帝国本身也从其在叙利亚的作坊中向远东出口昂贵的物资和产品。当然，其自身的出口不能与东方奢侈商品，特别是丝绸的进口保持进出口平衡。与中国进行商业贸易并非易事，要依赖与波斯人的精心谈判，即便在和平时期，该项贸易也有巨大的不必要支出，使大量黄金流出帝国，而在频繁的对萨珊波斯人战争期间，丝绸交易就完全中断了。通往中国的陆路必须穿越波斯领土，而通过印度洋的海路也在波斯商人控制下，他们从波斯湾出航，前往塔普罗巴尼（Taprobane，即锡兰Ceylon）收购从中国贩运来的货物。查士丁尼设法开辟出绕道通往中国的商路，即经过帝国在克里米亚地区的车绳和博斯普鲁斯臣属国，通过拉兹卡和高加索地区前往东方。拜占廷人积极开展与黑海北部各草原民族之间活跃的贸易活动，他们用纺织品、首饰珠宝和葡萄酒交换毛皮皮革和奴隶，这样其在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影响日益强烈，因此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正是通过丝绸贸易这个方式，拜占廷帝国首次与突厥人建立了联系，当时突厥人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大到高加索北部地区。他们如同拜占廷人一样，也是因为丝绸贸易与波斯人交恶。查士丁尼的继承者查士丁二世（Justin II）与突厥人签署协议，后者支持拜占廷帝国反对波斯帝国。查士丁尼还同样关注保护经红海通往印度洋的海上商路。他极力扩大拜占廷帝国本身的海上东方贸易，因此，设法与阿克苏姆的埃塞俄比亚王国建立友好关系。但是，无论是埃塞俄比亚还是拜占廷商人都无法冲破波斯人对印度洋的控制，而经黑海到中亚的陆路辅助商道相当艰难危险。拜占廷帝国派人成功地盗取了育蚕制丝的秘密，并偷运一些蚕卵回国，这是拜占廷帝国的一丝运气。因此，拜占廷丝绸生产获得稳定发展，特别是在君士坦丁堡城内、安条克、提里和贝鲁特，并后来在提比斯建立了中心。丝织业逐渐成为帝国最兴盛的手工业，而作为国家垄断产业，它也是极为重要的税收来源。[114] ↑返回顶部↑
大区长卡帕多西亚的约翰承担了为皇帝开销巨大的军事计划提供经费这个不讨好的任务，因此最遭受民众痛恨。然而，他的工作确实为查士丁尼时54代的政府管理做出了积极贡献。查士丁尼的大部分法律是由他发布的，也正是由于他的出色工作，政府才得以采取各种积极措施遏制豪强贵族。[113]然而，这些措施以牺牲小土地持有者和帝国农户的利益为代价，成效不大，大地主贵族势力迅速增强。查士丁尼统治制度的核心目标是强化政府控制，消除买官鬻爵的现象，特别是确保了赋税的征收。他放弃了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时期开始出现的省区地方行政权和军事权的严格分离，在一些地区采取了新的统一措施，通过有时授予军事首脑最高权力，有时授予行政最高首脑最高权力的方式保证地方权力的统一。查士丁尼推行的这些行政改革没有太多的创新和特点，缺乏重大的变化，不值得过多叙述。它们只是些过渡性措施，成为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特色鲜明的改革和伊拉克略（Heraclius）同样特征突出的制度之间的一道桥梁。
查士丁尼政府积极发展工商业。君士坦丁堡成为控制欧亚两洲之间商路的中转站和两大陆的贸易中心。地中海贸易此时完全掌握在希腊和叙利亚商人手中。然而，并不是与西部贫瘠地区的交通，而是与远东，即与中国和印度的交通使拜占廷帝国富足起来。远东贸易也并非只是进口贸易，因为拜占廷帝国本身也从其在叙利亚的作坊中向远东出口昂贵的物资和产品。当然，其自身的出口不能与东方奢侈商品，特别是丝绸的进口保持进出口平衡。与中国进行商业贸易并非易事，要依赖与波斯人的精心谈判，即便在和平时期，该项贸易也有巨大的不必要支出，使大量黄金流出帝国，而在频繁的对萨珊波斯人战争期间，丝绸交易就完全中断了。通往中国的陆路必须穿越波斯领土，而通过印度洋的海路也在波斯商人控制下，他们从波斯湾出航，前往塔普罗巴尼（Taprobane，即锡兰Ceylon）收购从中国贩运来的货物。查士丁尼设法开辟出绕道通往中国的商路，即经过帝国在克里米亚地区的车绳和博斯普鲁斯臣属国，通过拉兹卡和高加索地区前往东方。拜占廷人积极开展与黑海北部各草原民族之间活跃的贸易活动，他们用纺织品、首饰珠宝和葡萄酒交换毛皮皮革和奴隶，这样其在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影响日益强烈，因此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正是通过丝绸贸易这个方式，拜占廷帝国首次与突厥人建立了联系，当时突厥人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大到高加索北部地区。他们如同拜占廷人一样，也是因为丝绸贸易与波斯人交恶。查士丁尼的继承者查士丁二世（Justin II）与突厥人签署协议，后者支持拜占廷帝国反对波斯帝国。查士丁尼还同样关注保护经红海通往印度洋的海上商路。他极力扩大拜占廷帝国本身的海上东方贸易，因此，设法与阿克苏姆的埃塞俄比亚王国建立友好关系。但是，无论是埃塞俄比亚还是拜占廷商人都无法冲破波斯人对印度洋的控制，而经黑海到中亚的陆路辅助商道相当艰难危险。拜占廷帝国派人成功地盗取了育蚕制丝的秘密，并偷运一些蚕卵回国，这是拜占廷帝国的一丝运气。因此，拜占廷丝绸生产获得稳定发展，特别是在君士坦丁堡城内、安条克、提里和贝鲁特，并后来在提比斯建立了中心。丝织业逐渐成为帝国最兴盛的手工业，而作为国家垄断产业，它也是极为重要的税收来源。[114]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