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1 / 1）
君士坦丁五世对保加利亚和阿拉伯人的极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得益于帝国集中考虑东方事务的外交政策。在拜占廷帝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君主像君士坦丁五世那样极少顾及维持帝国在意大利的权力的。当君士坦丁五世庆祝其在东方取得的伟大胜利时，拜占廷人对意大利的控制以及与此伴随的罗马一统大帝国的观念几乎完全衰落了。罗马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毁坏圣像的首都之间的冲突持续升温。只要罗马主教认为罗马还不能离开拜占廷帝国的支持以抵抗伦巴底人的入侵，只要罗马还找不到其他强国以帮助自己的话，它似乎就可以圆滑地忽视宗教分歧，并对皇帝保持完全的忠诚。但是，751年拉文那被伦巴底人占领，该总督区不复存在。这使拜占廷帝国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区的统治被终结，也使罗马主教彻底丧失了从拜占廷皇帝那里寻求援助的希望。同时，法兰克人势力的崛起给罗马主教的外交政策带来了新的因素，法兰克人的保护能给罗马教区抵抗伦巴底人提供更有效的帮助，而且在其他许多方面，他们比异端的拜占廷帝国更受罗马教会欢迎。罗马主教斯蒂芬二世（StephenII）亲自翻越阿尔卑斯山脉，于754年1月6日在滂松会见丕平。由于这次会见奠定了教廷世俗权力的基础而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拜占廷人在西方的权力局限于意大利南部希腊化的地区。罗马教廷抛弃了拜占廷帝国，转而与法兰克国王订立同盟，不到半个世纪以后，该同盟就催化西部帝国的诞生。
[1]尽管拜占廷帝国在西部已经遭受到严重的挫折，但其在东方和南方的地位却得到了加强。主张毁坏圣像的拜占廷政府由于与罗马关系紧张而获得时机采取对其未来发展极为重要的有效措施。西西里、卡拉不里亚，还有伊里利亚等意大利南部省份早就希腊化了，此前这些地区属于罗马教区，如今这些地区被划出了罗马教区，转归君士坦丁堡教区控制（参见第167页注释1）。罗马的一再抗议被置之不理。两大教会中心管辖区的新边界此时与希腊东方和拉丁西方的边界相一致，历史事件早就确定了这两大世界的分野。这样，通过将君士坦丁堡教区管辖权扩大到巴尔干半岛伊里利亚省份和意大利南部希腊化地区，拜占廷教会权力就发展到其顶峰，也奠定了毁坏圣像派重大胜利的基础。拜占廷教会一旦度过了毁坏圣像运动的危机，就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复兴，紧接着出现了拜占廷影响和文明在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中强劲的传播。[74]
这样，拜占廷毁坏圣像运动就加深了两大世界中心之间的裂痕，最终造成了罗马被希腊东方所排斥和拜占廷帝国被拉丁西方所排斥的局面。这意味着拜占廷帝国普世主义和罗马教会普世主义两者同时丧失了存在的理由。
这些事件都碰巧发生在拜占廷帝国爆发毁坏圣像运动的高潮时期并不是巧合。毁坏圣像斗争在君士坦丁五世时期达到最高潮。从一开始，在帝国欧洲部分，特别是在首都城内爆发的阿尔塔巴斯杜斯叛乱就预先发出了警告。君士坦丁五世像其父亲一样非常了解应该如何等待时机，直到他50岁时才将其计划付诸实施。利奥时期曾颁布了禁止使用圣像的法令，此时则召开了支持毁坏圣像的宗教会议。为了确保在宗教会议上形成统一战线，皇帝设法在各个教区任命自己的追随者。另外，他下令建立新教区，任命拥护毁坏圣像教义的狂热分子担任主教。与这些实际措施相适应的是，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神学文学和宣传活动，在不同地方先后举行各种会议，毁坏圣像派的领袖们到处向民众宣讲，两派还举行了激烈的辩论会。[75]这类辩论会的结局一般是逮捕那些敢于公开抗议的人，或者是在整个会议期间都保持沉默的人。
皇帝本人在撰写神学文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完成了至少13篇神学论文。其中只有两篇，显然是最重要的两篇保留了下来，但也残缺不全。[76]君士坦丁五世的作品是为拟议中将要召开的宗教会议的决议撰写的指导性文件，它们对深刻理解毁坏圣像派的观点提供了实质上的意见。针对崇拜圣像者对圣像及其精神原形做出基本划分并认为圣像就是新柏拉图观念中的象征的理论，君士坦丁五世在神秘的东方观念影响下，坚持认为画像甚至其同质体都必定与其精神原形完全统一。[77]他特别强调基督的任何表象，因而就将基督教神学争论引入自己的观点，为了做到这一点，他甚至把老一代毁坏圣像派以圣像是死灰复燃的偶像为由拒绝圣像的观点向前推进了一步。君士坦丁五世否定存在任何基督表象的可能性，理由是其惟一的神性，而崇拜圣像派如大教长日耳曼努斯和大马士革的约翰以基督肉体的美德证明基督画像的合法性，他们认为救世主的这一人类形式的表象证明了其肉体的真实与完美。这样，双方都将圣像问题与基督教神学教义联系起来，古老的基督教神学争论以新的方式继续进行。毁坏圣像派理论最极端的形式已经属于一性论派的理论了，例如，毁坏圣像的极端理论代表君士坦丁五世的作品就带有确凿的一性论倾向。[78]毫不奇怪，它使人联想起拜占廷的叙利亚和亚美尼亚边境地区强烈的一性论势力，及其对伊斯兰教教义的影响，[79]还有它在帝国本土的长期存在，正像腓力皮克斯时期出现的一志论反应一样。
图23 表现东正教洗礼仪式的穹顶镶嵌画，大约完成于458愿年，现存拉文那的教堂 精心包装的宗教会议于754年2月10日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的海尔利亚皇宫举行，其最后的闭幕式则是于8月8日在君士坦丁堡的布拉赫奈教堂举行的。帝国政府预先采取的措施相当成功，参加本次会议的338名主教都支持毁坏圣像派，以弗所主教、已故皇帝提比略的儿子塞奥多西主持会议，大教长阿纳斯塔修斯在会议召开前死于753年年底，因此，他和罗马教皇都没有派出代表参加。他们的缺席导致正统派戏称这次会议是“无头会议”。尽管如此，这次会议仍然要求被认定为基督教大公会议。在起草会议决议时，采用皇帝的作品为其导言，因此，使基督教神学问题成为其精心思虑的核心问题，同时，它避免所有有争议的断言，尤其是君士坦丁五世作品中表现出的一性论倾向。会议坚持基督不能用圣像表现的思想，但是也小心谨慎地回避任何与前几次宗教大公会议决议有冲突的提法。它以极大的灵活性解释说，圣像崇拜者必定要导致一性论派或聂斯脱利派异端，因为他们或者是在圣像中表现基督人性，这样就会像聂斯脱利派那样使基督的神、人两性分裂开来，或者把基督的神性包含在他们的画像中，从而像一性论派那样把基督在单一人格中有所区别的两性混合起来。[80]会议决议还从《圣经》和教父文献中摘抄浩繁的内容加以讨论，最后明确拒绝任何基督、圣母和圣徒的圣像。在闭幕式上，自认为是教会主人的皇帝推荐以前的修道士、现在的塞莱翁主教君士坦丁（Constantine）为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他凭借其皇帝权力任命此人为最高教士，并安排主教们在其到会时向他欢呼。而后，8月29日，在君士坦丁堡广场正式颁布会议法令，命令摧毁所有宗教内容的圣像，包括大教长日耳曼努斯和大马士革的约翰在内的正统派领袖被开除教籍。同时，皇帝像使徒一样受到歌颂，圣像崇拜者不是受到罢官免职和开除教籍的威胁，就是被交给世俗当局严加惩罚。 ↑返回顶部↑
[1]尽管拜占廷帝国在西部已经遭受到严重的挫折，但其在东方和南方的地位却得到了加强。主张毁坏圣像的拜占廷政府由于与罗马关系紧张而获得时机采取对其未来发展极为重要的有效措施。西西里、卡拉不里亚，还有伊里利亚等意大利南部省份早就希腊化了，此前这些地区属于罗马教区，如今这些地区被划出了罗马教区，转归君士坦丁堡教区控制（参见第167页注释1）。罗马的一再抗议被置之不理。两大教会中心管辖区的新边界此时与希腊东方和拉丁西方的边界相一致，历史事件早就确定了这两大世界的分野。这样，通过将君士坦丁堡教区管辖权扩大到巴尔干半岛伊里利亚省份和意大利南部希腊化地区，拜占廷教会权力就发展到其顶峰，也奠定了毁坏圣像派重大胜利的基础。拜占廷教会一旦度过了毁坏圣像运动的危机，就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复兴，紧接着出现了拜占廷影响和文明在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中强劲的传播。[74]
这样，拜占廷毁坏圣像运动就加深了两大世界中心之间的裂痕，最终造成了罗马被希腊东方所排斥和拜占廷帝国被拉丁西方所排斥的局面。这意味着拜占廷帝国普世主义和罗马教会普世主义两者同时丧失了存在的理由。
这些事件都碰巧发生在拜占廷帝国爆发毁坏圣像运动的高潮时期并不是巧合。毁坏圣像斗争在君士坦丁五世时期达到最高潮。从一开始，在帝国欧洲部分，特别是在首都城内爆发的阿尔塔巴斯杜斯叛乱就预先发出了警告。君士坦丁五世像其父亲一样非常了解应该如何等待时机，直到他50岁时才将其计划付诸实施。利奥时期曾颁布了禁止使用圣像的法令，此时则召开了支持毁坏圣像的宗教会议。为了确保在宗教会议上形成统一战线，皇帝设法在各个教区任命自己的追随者。另外，他下令建立新教区，任命拥护毁坏圣像教义的狂热分子担任主教。与这些实际措施相适应的是，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神学文学和宣传活动，在不同地方先后举行各种会议，毁坏圣像派的领袖们到处向民众宣讲，两派还举行了激烈的辩论会。[75]这类辩论会的结局一般是逮捕那些敢于公开抗议的人，或者是在整个会议期间都保持沉默的人。
皇帝本人在撰写神学文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完成了至少13篇神学论文。其中只有两篇，显然是最重要的两篇保留了下来，但也残缺不全。[76]君士坦丁五世的作品是为拟议中将要召开的宗教会议的决议撰写的指导性文件，它们对深刻理解毁坏圣像派的观点提供了实质上的意见。针对崇拜圣像者对圣像及其精神原形做出基本划分并认为圣像就是新柏拉图观念中的象征的理论，君士坦丁五世在神秘的东方观念影响下，坚持认为画像甚至其同质体都必定与其精神原形完全统一。[77]他特别强调基督的任何表象，因而就将基督教神学争论引入自己的观点，为了做到这一点，他甚至把老一代毁坏圣像派以圣像是死灰复燃的偶像为由拒绝圣像的观点向前推进了一步。君士坦丁五世否定存在任何基督表象的可能性，理由是其惟一的神性，而崇拜圣像派如大教长日耳曼努斯和大马士革的约翰以基督肉体的美德证明基督画像的合法性，他们认为救世主的这一人类形式的表象证明了其肉体的真实与完美。这样，双方都将圣像问题与基督教神学教义联系起来，古老的基督教神学争论以新的方式继续进行。毁坏圣像派理论最极端的形式已经属于一性论派的理论了，例如，毁坏圣像的极端理论代表君士坦丁五世的作品就带有确凿的一性论倾向。[78]毫不奇怪，它使人联想起拜占廷的叙利亚和亚美尼亚边境地区强烈的一性论势力，及其对伊斯兰教教义的影响，[79]还有它在帝国本土的长期存在，正像腓力皮克斯时期出现的一志论反应一样。
图23 表现东正教洗礼仪式的穹顶镶嵌画，大约完成于458愿年，现存拉文那的教堂 精心包装的宗教会议于754年2月10日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的海尔利亚皇宫举行，其最后的闭幕式则是于8月8日在君士坦丁堡的布拉赫奈教堂举行的。帝国政府预先采取的措施相当成功，参加本次会议的338名主教都支持毁坏圣像派，以弗所主教、已故皇帝提比略的儿子塞奥多西主持会议，大教长阿纳斯塔修斯在会议召开前死于753年年底，因此，他和罗马教皇都没有派出代表参加。他们的缺席导致正统派戏称这次会议是“无头会议”。尽管如此，这次会议仍然要求被认定为基督教大公会议。在起草会议决议时，采用皇帝的作品为其导言，因此，使基督教神学问题成为其精心思虑的核心问题，同时，它避免所有有争议的断言，尤其是君士坦丁五世作品中表现出的一性论倾向。会议坚持基督不能用圣像表现的思想，但是也小心谨慎地回避任何与前几次宗教大公会议决议有冲突的提法。它以极大的灵活性解释说，圣像崇拜者必定要导致一性论派或聂斯脱利派异端，因为他们或者是在圣像中表现基督人性，这样就会像聂斯脱利派那样使基督的神、人两性分裂开来，或者把基督的神性包含在他们的画像中，从而像一性论派那样把基督在单一人格中有所区别的两性混合起来。[80]会议决议还从《圣经》和教父文献中摘抄浩繁的内容加以讨论，最后明确拒绝任何基督、圣母和圣徒的圣像。在闭幕式上，自认为是教会主人的皇帝推荐以前的修道士、现在的塞莱翁主教君士坦丁（Constantine）为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他凭借其皇帝权力任命此人为最高教士，并安排主教们在其到会时向他欢呼。而后，8月29日，在君士坦丁堡广场正式颁布会议法令，命令摧毁所有宗教内容的圣像，包括大教长日耳曼努斯和大马士革的约翰在内的正统派领袖被开除教籍。同时，皇帝像使徒一样受到歌颂，圣像崇拜者不是受到罢官免职和开除教籍的威胁，就是被交给世俗当局严加惩罚。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