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章（1 / 1）
拜占廷国家皇帝集权化也在城市生活和经济方面打上鲜明的烙印。拜占廷首都的所有经济活动都控制在君士坦丁堡市长手中，正如《市长手册》中表明的那样，10世纪期间，国家行政权力达到了顶点，其控制力也达到了最大范围。[118]君士坦丁堡，可能还有其他城市的商人贸易家都组织成为行会。行会特殊的重要性在于它负责设法为首都提供粮食，还有家畜商人、屠夫、鱼贩子、面包师和旅店业主行会。活跃的蜂蜡、药膏油脂、香料贸易由药膏油脂商人、肥皂商和肥皂匠、蜡烛工匠和香料商行会来安排。由于丝绸贸易在拜占廷帝国极为重要，所以有相当多的行会涉及丝绸成品的制造和销售，它们的活动比其他手工业行会更加精细专业化，在生产制造者和交易买卖者之间做出明确划分：缫丝、纺织和紫色染丝、原丝贸易商、叙利亚丝绸商。最后，丝绸成衣商都有各自的行会。亚麻布匹商和皮革工匠也组成了特殊的行业组织。毫无疑问，《市长手册》只涉及了一部分君士坦丁堡存在过的行会，目前尚无最系统编排的文本。公证员、钱币兑换人和金匠都组成了各自特殊的行业组织，这个事实表明，拜占廷行会制度的发展确实达到了相当大的范围。
拜占廷行会组织是罗马制度的延续和发展。[119]拜占廷行会与罗马行会之间的继承关系是通过多种途径表现出来的。[120]在拜占廷时期，个人并不像罗马时期那样严格地束缚于其职业。行会成员资格也不是世系的，市民归属于行会并非强制性行为，只要符合某些条件或证明能掌握某项手艺即可加入行会，而没有其他要求。然而，这意味着国家对行会有强大的控制力。拜占廷时期形势变化的结果是，个人不再如此紧密地束缚于其职业，但他们与国家的联系则变得更加密切。国家不仅要求行会像罗马时代那样履行劳役义务，而且行会的所有活动都通过市长管理的渠道受到严密监控和严格规范。特别应该引起注意的是那些保障首都粮食食品供应行会的活动。为了确保首都城市得到充足的供应，政府规定了运往首都的粮食食品货物的数量，检查货物的质量，规定收购价格和市场价格。从各地方省区和国外向君士坦丁堡的进口活动得到积极的鼓励，而另一方面从首都出口则受到严格的限制。[121]行会组织的主要目标的确不是为生产者和贸易者的利益服务，而是为方便政府维护国家和消费者利益而对经济生活实行控制。[122]国家任命行会首脑，派遣官员专门处理行会事务。事实上，政府通过这种办法控制了城市的全部经济生活，以及城市里进行的经济活动。
如果利奥六世的立法活动标志皇帝至高无上权力发展的顶峰，那么它也反映出拜占廷贵族势力的不断增强。这一发展进程的最后阶段将动摇皇帝独裁专制统治和瓦解国家整座大厦。这一发展过程的开端可以上溯到8世纪，当时许多大贵族王朝已经相继出现。到利奥六世统治时期，贵族势力发展得十分强大，已朝着形成独立阶级的方向大大迈进，并迫使国家承认其特权。利奥六世的《战略战术》明显反映出军区将军及更高级官职只封授给具有一定地位和财产的人。[123]社会两极分化日益明显，越来越突出，以至于帝国政府不得不关注其引发的问题。两极分化对国家生活造成的危险继续发展，未被利奥六世统治机构所认识，他甚至还在经济领域帮助贵族发展。官员在任职期间未得到皇帝特别恩准不得购买货物或接受遗产和礼物，[124]这条古代法规被利奥六世废除，以满足君士坦丁堡官僚贵族们的要求，在地方省区，除了军区将军还在禁令之列，其他官员也被解除了禁令。[125]利奥六世后来颁布的立法还废除了紧邻农民优先购买土地的权利，这是防止农民田地转归地主占有的措施，邻居农户有权在6个月内暂时不支付购买土地的价钱。[126]颁布这些有助于贵族的措施的结果是，贵族更加容易兼并农民的土地，进而意味着土地贵族势力更加发展壮大，封建主义趋势更加明显，利奥六世的继任者们因此不得不面临遏制这一趋势的艰苦斗争。
与瓦西里一世不同，利奥六世似乎缺乏明确的外交政策计划。其统治也与其父有极大区别，即对阿拉伯人的战争似乎没有节制，这种区别对帝国并无益处。拜占廷帝国和保加利亚之间的关系在经历了长期的和平后，出现了危机。889年，保加尔人首位基督教君主伯利斯-米哈伊尔让位后，其长子弗拉斯迪米尔成为试图重新恢复古代信仰的牺牲品，893年被废。此后，王国权力便落入伯利斯的小儿子西蒙（Symeon，893～927年在位）手中，他成为中世纪保加利亚王国最伟大的统治者。他即位后不久，保加利亚和拜占廷帝国之间就爆发了争端。这次争端的原因是由双方的商业贸易政策引发的。[127]有两个拜占廷商人被授予经营保加利亚贸易垄断权。他们在斯提连努斯·扎乌奇斯的同意下，把对保加利亚人开放的市场从君士坦丁堡迁移到塞萨洛尼基，并极大地提高了税收。这似乎极大地损害了保加利亚人的商业利益，由于保加利亚人的抗议没有得到回应，西蒙于894年发动进攻，袭击拜占廷军队。[128]拜占廷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地区的作战力量难以抵抗保加尔人，于是采取外交计策以应付威胁，他们向马扎尔人求援，后者于是占领了第聂伯河与多瑙河之间的地区。 ↑返回顶部↑
拜占廷行会组织是罗马制度的延续和发展。[119]拜占廷行会与罗马行会之间的继承关系是通过多种途径表现出来的。[120]在拜占廷时期，个人并不像罗马时期那样严格地束缚于其职业。行会成员资格也不是世系的，市民归属于行会并非强制性行为，只要符合某些条件或证明能掌握某项手艺即可加入行会，而没有其他要求。然而，这意味着国家对行会有强大的控制力。拜占廷时期形势变化的结果是，个人不再如此紧密地束缚于其职业，但他们与国家的联系则变得更加密切。国家不仅要求行会像罗马时代那样履行劳役义务，而且行会的所有活动都通过市长管理的渠道受到严密监控和严格规范。特别应该引起注意的是那些保障首都粮食食品供应行会的活动。为了确保首都城市得到充足的供应，政府规定了运往首都的粮食食品货物的数量，检查货物的质量，规定收购价格和市场价格。从各地方省区和国外向君士坦丁堡的进口活动得到积极的鼓励，而另一方面从首都出口则受到严格的限制。[121]行会组织的主要目标的确不是为生产者和贸易者的利益服务，而是为方便政府维护国家和消费者利益而对经济生活实行控制。[122]国家任命行会首脑，派遣官员专门处理行会事务。事实上，政府通过这种办法控制了城市的全部经济生活，以及城市里进行的经济活动。
如果利奥六世的立法活动标志皇帝至高无上权力发展的顶峰，那么它也反映出拜占廷贵族势力的不断增强。这一发展进程的最后阶段将动摇皇帝独裁专制统治和瓦解国家整座大厦。这一发展过程的开端可以上溯到8世纪，当时许多大贵族王朝已经相继出现。到利奥六世统治时期，贵族势力发展得十分强大，已朝着形成独立阶级的方向大大迈进，并迫使国家承认其特权。利奥六世的《战略战术》明显反映出军区将军及更高级官职只封授给具有一定地位和财产的人。[123]社会两极分化日益明显，越来越突出，以至于帝国政府不得不关注其引发的问题。两极分化对国家生活造成的危险继续发展，未被利奥六世统治机构所认识，他甚至还在经济领域帮助贵族发展。官员在任职期间未得到皇帝特别恩准不得购买货物或接受遗产和礼物，[124]这条古代法规被利奥六世废除，以满足君士坦丁堡官僚贵族们的要求，在地方省区，除了军区将军还在禁令之列，其他官员也被解除了禁令。[125]利奥六世后来颁布的立法还废除了紧邻农民优先购买土地的权利，这是防止农民田地转归地主占有的措施，邻居农户有权在6个月内暂时不支付购买土地的价钱。[126]颁布这些有助于贵族的措施的结果是，贵族更加容易兼并农民的土地，进而意味着土地贵族势力更加发展壮大，封建主义趋势更加明显，利奥六世的继任者们因此不得不面临遏制这一趋势的艰苦斗争。
与瓦西里一世不同，利奥六世似乎缺乏明确的外交政策计划。其统治也与其父有极大区别，即对阿拉伯人的战争似乎没有节制，这种区别对帝国并无益处。拜占廷帝国和保加利亚之间的关系在经历了长期的和平后，出现了危机。889年，保加尔人首位基督教君主伯利斯-米哈伊尔让位后，其长子弗拉斯迪米尔成为试图重新恢复古代信仰的牺牲品，893年被废。此后，王国权力便落入伯利斯的小儿子西蒙（Symeon，893～927年在位）手中，他成为中世纪保加利亚王国最伟大的统治者。他即位后不久，保加利亚和拜占廷帝国之间就爆发了争端。这次争端的原因是由双方的商业贸易政策引发的。[127]有两个拜占廷商人被授予经营保加利亚贸易垄断权。他们在斯提连努斯·扎乌奇斯的同意下，把对保加利亚人开放的市场从君士坦丁堡迁移到塞萨洛尼基，并极大地提高了税收。这似乎极大地损害了保加利亚人的商业利益，由于保加利亚人的抗议没有得到回应，西蒙于894年发动进攻，袭击拜占廷军队。[128]拜占廷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地区的作战力量难以抵抗保加尔人，于是采取外交计策以应付威胁，他们向马扎尔人求援，后者于是占领了第聂伯河与多瑙河之间的地区。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