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2章（1 / 1）
直到君士坦丁九世无能统治的末年，两大教会之间发生了大分裂，这个事件具有世界范围的重大意义。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两大教会间的最终决裂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东西方早已分道扬镳，各自沿着完全不同的路线发展，两大世界中心之间深刻的隔阂和它们思想上日益增加的对立，使它们完全不可能保持相同的文化与宗教生活制度。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世界被政治和文化斗争撕裂，所有事情似乎都与保持统一普世教会的意愿背道而驰。与人们通常的看法不同，并不是拜占廷人那种国家对教会的至尊权导致分裂，恰恰相反，在拜占廷帝国对帝国君主统一的支持要比对教会统一的支持更为强大。拜占廷的皇帝们，例如瓦西里一世及其继承者们就支持罗马教会的普世大一统的观念，而不支持希腊教会的观念，因为他们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希望保持拜占廷国家的大一统，并要求他们在意大利的权力。实际情况是，西方各独立国家的兴起，推翻了拜占廷人一统国家的理想，而斯拉夫世界皈依君士坦丁堡教会，挖空了罗马教会那种一统教会在东方的思想基础。南斯拉夫已经归属了东正教教会，而后，罗斯人也承认了君士坦丁堡教会大教长的地位。不久以后，拜占廷帝国内反罗马情绪明显高涨，这确实不是偶然出现的。拜占廷教会在强大的斯拉夫人内陆地区的支持下的确不需要承认罗马的最高地位。到了瓦西里二世时期，与罗马保持友好关系，这一马其顿王朝传统政策就不再被继续坚持，因为在大教长塞尔吉乌斯（999～1019年在位）时，教皇的名字就从联署文件上消失了。[47]一项试图和平分割教会权力的妥协方案被提出，并于1024年得到软弱的教皇的同意。该方案提出君士坦丁堡教会被认为是“其管辖范围的一统”教会。[48]然而，这个即将达成协议的努力却被西方出现的前格里高利派改革运动的新精神一扫而光。历史发展已经预示出的那种两大教会势力范围的划界事实上并没有形成，而只是导致了断然分裂的结果。
图41 饰有三王朝圣场面的银制水壶，制作于6世纪晚期或7世纪早期的巴勒斯坦，现存曼扎教堂 这一事件的最终发展是由多种因素奇妙的结合造成的，一个倔强而强硬的教皇、一个同样强悍的大教长都急于维护各自的尊严，还有一个无法控制事态变化的软弱皇帝。导致分裂的局势出现在11世纪中期。当时的教皇是利奥九世，他是前格里高利派改革家的重要代表人物，而时任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职务的是拜占廷历史上意志最顽强、野心最大的高级教士米哈伊尔·塞鲁拉利乌斯（Michael Cerularius），皇帝权力则由无能的君士坦丁九世·莫诺马库斯执掌。米哈伊尔·塞鲁拉利乌斯一生坎坷，命运多舛。他曾因煽动拜占廷贵族发起反对帕弗拉格尼亚人米哈伊尔四世的政变而被流放多年。帕弗拉格尼亚家族倒台后，他重新回到君士坦丁堡，但是他已经在流放期间成为修道士，把自己一生的仕途转向教会事务。1043年，他成为大教长，其咄咄逼人、喜好争论的性格由此找到了一个新的发泄途径。他和其罗马的对手一样十分重视自己职位的尊严，这种意识之强烈已到了不近情理、没有分寸的地步，丝毫不计任何后果。教皇得到了枢机主教宏伯特的支持，他是毫不妥协坚持敌视拜占廷人思想派别的领袖。米哈伊尔·塞鲁拉利乌斯和宏伯特的个性不可避免、必然要导致冲突，因为双方同样不计后果且无任何约束，而且都为了实现各自的目标而全力斗争。他们都毫不犹豫地撕掉了遮盖着双方长期存在的分歧的面纱，迫使世界作出选择：是支持这一方，还是支持那一方。不断升温的争执并不符合皇帝的意愿，特别是它完全忽视了政治形势最紧迫的需要。争执首先在两大教会中心都声称自己拥有主权的南意大利地区爆发。但是也正是在这个地区，由于诺曼人的入侵，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使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达成了政治上的互信。然而，双方争论的信条和仪式问题再度达到了危险的程度，以至于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弗条斯时期以来一直困扰人们心灵的老问题，即西方教义主张的圣灵双重化质说、罗马教会在安息日的斋戒和禁止教士结婚、拜占廷教会圣餐礼中使用的发酵面包和罗马教会使用的死面饼。重要的是这最后一点争论最激烈。出于策略考虑，塞鲁拉利乌斯首先将礼仪分歧提出来讨论，因为礼仪之争比更为复杂晦涩难懂的教义问题更容易为普通民众所理解。支持这个拜占廷大教长的势力包括东方各东正教教会和斯拉夫各国教会。四平八稳的安条克主教彼得最终被塞鲁拉利乌斯说服，奥赫里德教会希腊籍大主教利奥则是最先公开与罗马进行争执的教士之一。
这次争执由于枢机主教宏伯特率领的罗马教廷代表团来到君士坦丁堡而戏剧性地结束了。拜占廷皇帝当时显然准备牺牲其大教长以换取罗马的友谊。在皇帝这种态度的鼓励下，教皇代表团于1054年7月16日，在圣索非亚教堂圣坛上宣布开除塞鲁拉利乌斯及其主要支持者的教籍。同时，获得教会和民众支持的大教长则设法说服优柔寡断的皇帝调整其政策，与他站在同一阵线。在皇帝的默许下，他召集了一次宗教会议，开除了罗马代表们的教籍，以同样的打击回敬他们。这次事件的重要意义是后来才被认识清楚的，在当时它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少注意，这也能够使人更清楚地看出来，此前一些年罗马和拜占廷帝国之间的关系。两大教会中心之间的相互误解早就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没有人会认为1054年的争执比以前的争执更严重一些，或者它标志着再也无法弥合的分裂。[49] ↑返回顶部↑
图41 饰有三王朝圣场面的银制水壶，制作于6世纪晚期或7世纪早期的巴勒斯坦，现存曼扎教堂 这一事件的最终发展是由多种因素奇妙的结合造成的，一个倔强而强硬的教皇、一个同样强悍的大教长都急于维护各自的尊严，还有一个无法控制事态变化的软弱皇帝。导致分裂的局势出现在11世纪中期。当时的教皇是利奥九世，他是前格里高利派改革家的重要代表人物，而时任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职务的是拜占廷历史上意志最顽强、野心最大的高级教士米哈伊尔·塞鲁拉利乌斯（Michael Cerularius），皇帝权力则由无能的君士坦丁九世·莫诺马库斯执掌。米哈伊尔·塞鲁拉利乌斯一生坎坷，命运多舛。他曾因煽动拜占廷贵族发起反对帕弗拉格尼亚人米哈伊尔四世的政变而被流放多年。帕弗拉格尼亚家族倒台后，他重新回到君士坦丁堡，但是他已经在流放期间成为修道士，把自己一生的仕途转向教会事务。1043年，他成为大教长，其咄咄逼人、喜好争论的性格由此找到了一个新的发泄途径。他和其罗马的对手一样十分重视自己职位的尊严，这种意识之强烈已到了不近情理、没有分寸的地步，丝毫不计任何后果。教皇得到了枢机主教宏伯特的支持，他是毫不妥协坚持敌视拜占廷人思想派别的领袖。米哈伊尔·塞鲁拉利乌斯和宏伯特的个性不可避免、必然要导致冲突，因为双方同样不计后果且无任何约束，而且都为了实现各自的目标而全力斗争。他们都毫不犹豫地撕掉了遮盖着双方长期存在的分歧的面纱，迫使世界作出选择：是支持这一方，还是支持那一方。不断升温的争执并不符合皇帝的意愿，特别是它完全忽视了政治形势最紧迫的需要。争执首先在两大教会中心都声称自己拥有主权的南意大利地区爆发。但是也正是在这个地区，由于诺曼人的入侵，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使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达成了政治上的互信。然而，双方争论的信条和仪式问题再度达到了危险的程度，以至于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弗条斯时期以来一直困扰人们心灵的老问题，即西方教义主张的圣灵双重化质说、罗马教会在安息日的斋戒和禁止教士结婚、拜占廷教会圣餐礼中使用的发酵面包和罗马教会使用的死面饼。重要的是这最后一点争论最激烈。出于策略考虑，塞鲁拉利乌斯首先将礼仪分歧提出来讨论，因为礼仪之争比更为复杂晦涩难懂的教义问题更容易为普通民众所理解。支持这个拜占廷大教长的势力包括东方各东正教教会和斯拉夫各国教会。四平八稳的安条克主教彼得最终被塞鲁拉利乌斯说服，奥赫里德教会希腊籍大主教利奥则是最先公开与罗马进行争执的教士之一。
这次争执由于枢机主教宏伯特率领的罗马教廷代表团来到君士坦丁堡而戏剧性地结束了。拜占廷皇帝当时显然准备牺牲其大教长以换取罗马的友谊。在皇帝这种态度的鼓励下，教皇代表团于1054年7月16日，在圣索非亚教堂圣坛上宣布开除塞鲁拉利乌斯及其主要支持者的教籍。同时，获得教会和民众支持的大教长则设法说服优柔寡断的皇帝调整其政策，与他站在同一阵线。在皇帝的默许下，他召集了一次宗教会议，开除了罗马代表们的教籍，以同样的打击回敬他们。这次事件的重要意义是后来才被认识清楚的，在当时它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少注意，这也能够使人更清楚地看出来，此前一些年罗马和拜占廷帝国之间的关系。两大教会中心之间的相互误解早就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没有人会认为1054年的争执比以前的争执更严重一些，或者它标志着再也无法弥合的分裂。[49]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