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1章（1 / 1）
如同《阿莱克修斯传》对于阿莱克修斯一世一样重要，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1143～1180年在位）时期重要的史料来自约翰·辛纳穆斯，而尼西塔斯·侯尼亚迪斯的作品既涉及了这个时代，也涉及了科穆宁王朝末期和安苴利王朝的历史。尽管辛纳穆斯和尼西塔斯·侯尼亚迪斯的作品都从阿莱克修斯一世去世写起，但是他们对约翰二世（John II，1118～1143年在位）统治的历史处理得非常简单，好像只是对这个时期做个简介，比其前人和后人的资料都少，因此，我们对这个杰出的君主所知甚少。约翰·辛纳穆斯出生于1143年以后某个时间，其父母地位显赫，他本人曾担任皇帝曼努埃尔的秘书（）。其作品是在曼努埃尔一世去世后不久写作的，目前只有一个13世纪的手抄本存世（另有16世纪和17世纪的复制本），全书直到结尾损坏都十分严重，因此显然还有一些缩写本。[5]更年轻些的尼西塔斯[6]来自非利吉亚地区的侯尼埃，他也是从担任皇帝秘书开始其仕途的，他在安苴利王朝时担任高官，最后官至首相。其作品一直写到1206年，它是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最终于尼西亚完成的。[7]这两部著作的特点完全不同，各自有其特殊的优点：辛纳穆斯的写作方法简单易懂，长于经济描述；而尼西塔斯·侯尼亚迪斯则有着少见的叙事生动的特点，这使他成为仅次于颇塞罗斯的中世纪拜占廷最杰出的史家。他们都是狂热的希腊爱国者，在记述皇帝曼努埃尔一世青睐西方的思想时，都表现出对拉丁人的极度反感，因此反映出拜占廷民族主义的崛起。另外，这两部作品客观真实，作者谨慎小心的写作态度在当时的拜占廷作家中都是十分突出的。[8]尼西塔斯·侯尼亚迪斯作品的一个短小补充部分涉及1204年君士坦丁堡那些被拉丁人破坏的雕像。[9]学问渊博的塞萨洛尼基主教尤斯塔修斯[10]生动地描述了1185年诺曼人夺取塞萨洛尼基的事件，尼西塔斯·侯尼亚迪斯在其作品中使用了其中的材料。
还有浩繁大量的拉丁文史料涉及当时拜占廷帝国与西方的关系，以及在格斯塔·佛兰科隆（Gesta Francorum）到维利哈顿（Villehardouin）和卡拉利的罗伯特（Robert of Clari）等人的作品中关于第一次十字军的记述。[11]这里，不能一一详细列举。[12]但是我们要特别提到，阿莱克修斯一世致佛兰德尔的罗伯特伯爵的书信，因为它对于十字军运动问题特别重要。目前，它只保存下来拉丁文本，它显然是一份对十字军的求救信。[13]但是，这个拉丁文本的文件也极有可能是依据皇帝原始书信伪造的赝品，皇帝书信的目的是招募西方雇佣军。[14]关于拜占廷帝国与南斯拉夫各国的关系，除了拜占廷史料外，我们还可以在12世纪中期或后半叶戴克来亚教士们的编年史中找到材料，它们都为拉丁文本。[15]另外，还有古斯拉夫语的《斯蒂芬·奈曼加传》，该书由传主的儿子们圣萨瓦（St.Sava）和“首次加冕的”斯蒂芬（Stephen the First-Crowned）[16]撰写。此外，还有两个斯拉夫人多门提赞（Domentijan）和塞奥多西（Theodosius）完成的两部圣萨瓦传记。[17]
这个时期拜占廷作家们的即兴之作和书信也对历史作品构成了重要的补充。奥赫里德大主教塞奥非拉克特的信件对了解阿莱克修斯一世统治时期马其顿地区的情况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18]极为多产的诗人塞奥多利·普罗德罗穆斯（Theodore Prodromus）留下的大量诗歌中也可以发现很多关于约翰二世和曼努埃尔一世统治前半期的历史资料。其大量文学残留作品也给从事拜占廷文学史的人带来许多难题，以至于使一些学者做出判断，认为存在两个或更多同名的诗人。[19]还有许多讲演，包括塞萨洛尼基大主教米哈伊尔（Michael of Thessalonica，1156年被斥责为异端）于1150～1155年间对皇帝曼努埃尔的讲话、[20][21]塞萨洛尼基大主教奥赫里德的瓦西里（Basil of Ochrida）在皇帝曼努埃尔头一个妻子伊琳尼（Irene）葬礼上的演讲、[22]君士坦丁·马纳塞斯以抑扬格诗形式完成的长诗hodoiroricon——描写了为曼努埃尔的第二次婚姻进行的准备性谈判。[23]塞萨洛尼基的尤斯塔修斯（前文已经提到）留下了大量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多种小册子、演讲和书信，涉及12世纪60～90年代的历史。[24]约翰·西罗布鲁斯（John Syropulus）于1192年对依沙克二世的讲话就包括了重要的证据。[25]尼西塔斯·侯尼亚迪斯也留下了1180～1210年间大量讲话和书信，对当时的事件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如第二保加利亚帝国的兴起和拉丁人征服后的形势。[26]雅典大主教、尼西塔斯的哥哥米哈伊尔·侯尼亚迪斯（Michael Choniates）的书信和作品也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27]它们提供了拜占廷帝国崩溃前栩栩如生的、绝望状况的图景，以及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帝国的情况。奥赫里德的塞奥非拉克特和米哈伊尔·侯尼亚迪斯的书信提供了大量有关帝国内政方面的资料，其中大部分都得到了同时代文献提供的证据的补充。
在这个时期的文献中（参见第292页注释6，关于参考书目的细节），财政官员为阿莱克修斯一世提供的《备忘录》应该受到特别的关注，其中包括皇帝的决定（），它们提供了关于12世纪初拜占廷税收管理方法和货币流通和交换情况之特别重要的信息。[28]帝国与威尼斯的各项协议对拜占廷帝国政治与经济发展研究也同样重要。[29] ↑返回顶部↑
还有浩繁大量的拉丁文史料涉及当时拜占廷帝国与西方的关系，以及在格斯塔·佛兰科隆（Gesta Francorum）到维利哈顿（Villehardouin）和卡拉利的罗伯特（Robert of Clari）等人的作品中关于第一次十字军的记述。[11]这里，不能一一详细列举。[12]但是我们要特别提到，阿莱克修斯一世致佛兰德尔的罗伯特伯爵的书信，因为它对于十字军运动问题特别重要。目前，它只保存下来拉丁文本，它显然是一份对十字军的求救信。[13]但是，这个拉丁文本的文件也极有可能是依据皇帝原始书信伪造的赝品，皇帝书信的目的是招募西方雇佣军。[14]关于拜占廷帝国与南斯拉夫各国的关系，除了拜占廷史料外，我们还可以在12世纪中期或后半叶戴克来亚教士们的编年史中找到材料，它们都为拉丁文本。[15]另外，还有古斯拉夫语的《斯蒂芬·奈曼加传》，该书由传主的儿子们圣萨瓦（St.Sava）和“首次加冕的”斯蒂芬（Stephen the First-Crowned）[16]撰写。此外，还有两个斯拉夫人多门提赞（Domentijan）和塞奥多西（Theodosius）完成的两部圣萨瓦传记。[17]
这个时期拜占廷作家们的即兴之作和书信也对历史作品构成了重要的补充。奥赫里德大主教塞奥非拉克特的信件对了解阿莱克修斯一世统治时期马其顿地区的情况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18]极为多产的诗人塞奥多利·普罗德罗穆斯（Theodore Prodromus）留下的大量诗歌中也可以发现很多关于约翰二世和曼努埃尔一世统治前半期的历史资料。其大量文学残留作品也给从事拜占廷文学史的人带来许多难题，以至于使一些学者做出判断，认为存在两个或更多同名的诗人。[19]还有许多讲演，包括塞萨洛尼基大主教米哈伊尔（Michael of Thessalonica，1156年被斥责为异端）于1150～1155年间对皇帝曼努埃尔的讲话、[20][21]塞萨洛尼基大主教奥赫里德的瓦西里（Basil of Ochrida）在皇帝曼努埃尔头一个妻子伊琳尼（Irene）葬礼上的演讲、[22]君士坦丁·马纳塞斯以抑扬格诗形式完成的长诗hodoiroricon——描写了为曼努埃尔的第二次婚姻进行的准备性谈判。[23]塞萨洛尼基的尤斯塔修斯（前文已经提到）留下了大量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多种小册子、演讲和书信，涉及12世纪60～90年代的历史。[24]约翰·西罗布鲁斯（John Syropulus）于1192年对依沙克二世的讲话就包括了重要的证据。[25]尼西塔斯·侯尼亚迪斯也留下了1180～1210年间大量讲话和书信，对当时的事件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如第二保加利亚帝国的兴起和拉丁人征服后的形势。[26]雅典大主教、尼西塔斯的哥哥米哈伊尔·侯尼亚迪斯（Michael Choniates）的书信和作品也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27]它们提供了拜占廷帝国崩溃前栩栩如生的、绝望状况的图景，以及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帝国的情况。奥赫里德的塞奥非拉克特和米哈伊尔·侯尼亚迪斯的书信提供了大量有关帝国内政方面的资料，其中大部分都得到了同时代文献提供的证据的补充。
在这个时期的文献中（参见第292页注释6，关于参考书目的细节），财政官员为阿莱克修斯一世提供的《备忘录》应该受到特别的关注，其中包括皇帝的决定（），它们提供了关于12世纪初拜占廷税收管理方法和货币流通和交换情况之特别重要的信息。[28]帝国与威尼斯的各项协议对拜占廷帝国政治与经济发展研究也同样重要。[29]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