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2节(3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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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行知和胡适都在哥伦比亚大学拜于杜威门下,但两人的人生轨迹大不相同。

  胡适一直保持一种西方范,主要和社会名流打交道。

  陶行知则不一样,他的理想是教育普及,着眼于基层及农民教育。

  虽然二者都很重要,但李谕心里还是更敬佩陶行知先生多几分,他是真的在用心做好教育事业。

  只是不知为何,陶行知的名气相比胡适要小了很大一截。

  “两位从上海过来?”李谕问。

  陶行知说:“是的,院士先生,我刚在上海待了不足一旬,适之就拉我一同北上。”

  “出国多年,回来感觉如何?”李谕又问。

  陶行知说:“我比适之晚回国几个月,坐的船刚到日本横滨时,就突然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所幸没几天被压了下去。然后又到上海,考察了上海周边,满目尽是目不识丁之人,便有了做教育而非仕途之心。”

  “何止周边,就算上海,你看那死寂沉沉的文化界,能强多少?”胡适说,“中国就是不曾以科学精神经世,才产生了种种不如人之处。北大给我发来聘书,让我当个教书匠,我想改变时局,今后不再是一帮少年人跟着老师傅往故纸堆里乱钻,这是最可悲的现状!”

  在美国留学时,虽然只学了半年工科就改学文科,但胡适一向崇拜科学,只是自己并非搞科学那块料。他不止一次说过,学自然科学是“活路”,钻故纸堆是“死路”。

  而现在北大的不少老学究,仍然在坚持不懈地钻故纸堆,这也是蔡元培极力引进新人想改变的。

  陶行知笑道:“我记得在哥大时,适之说过要二十年不谈政治,看来要在文化上发力。”

  胡适说:“政治革新之基础,是文化的革新,不然都是空中楼阁。”

  李谕说:“你的信心听起来很足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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