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4节(3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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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很新,是近代从日本那边转译过来的。

  既然连“哲学”这个词都没有,中国古代自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

  西方哲学动辄就会谈到一个词——“存在(being)”,这是西方哲学的重中之重。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词语相对应。就算找到意思相近的,也并非什么特别重要的概念。

  因为中国文化太长,完全自成体系,没必要去讲西方的“哲学”。

  后来胡适想通这一点,便坚持说自己研究的不是“中国哲学史”,而是“中国思想史”。

  思想这个词就很有中国味。

  但此时胡适确实犯了个小错误,在北大,“哲学史”三字是一个整体概念,即“哲学的大纲”,而不是“哲学之历史”的意思。

  那位教授据此取笑胡适,笑得没毛病。

  “适之在北大还有那么点水土不服,好在有白话文运动这个强项。”李谕说。

  胡适总归混得很不错,成名相当早。

  几人慢慢又谈到欧洲大战,毕竟北洋政府已经对德宣战。

  李大钊对这方面最关注:“俄国的退出是今年欧洲大战最重要的因素,我在报纸上看到列宁那句‘和平、面包和土地’口号时,就知道东线战场要结束了。”

  鲁迅说:“不仅俄国,今年法国的兵变闹得也很大。两边都出事,真担心德国趁势反扑。”

  “没这么简单,”李谕说,“法国军队的哗变并非俄国那样的革命,可以压下去。而且美军参战后,西线战场上德国面对的压力只怕会更大,最终的决战要来了。”

  法军年初发动了一次大反攻,由接替霞飞的新任总司令尼维勒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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