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5节(3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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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的事他已经知道。

  5月1日,中国谈判首席代表陆徵祥电告北洋政府和会的进程,他在给外交部的密电中提出三种解决办法:

  其一,全体代表离会回国;

  其二,不签字;

  其三,签字,但注明中国对山东问题条款不予承认。

  陆徵祥附上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第一、二种都不现实,只能采取第三种。

  也就是说,陆徵祥主张有条件签字。

  不过历史在这时候拐了一个巨大的弯。

  陆徵祥和北洋政府都没有想到,在他拍发电报跟北洋政府商讨最后方式时,同在巴黎的梁启超已经在几小时前将情况发给国内,从而不可控地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

  很难判断梁启超的动机是什么,他的初衷肯定是想通过向政府和国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向和谈代表施压,令其千万不要在和约上签字,爱国之心油然可见。

  不过梁启超在北洋政府没有形成最后决策之前,将消息提前公布,似乎有超越程序之嫌。

  因此有人认为这是研究系对执政的安福系的打击。

  5月2日的《晨报》顷刻售罄,短短两天后,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界点出现。

  梁启超绝对想不到自己的一封电报有这么大作用。

  后来被赶下台的曹汝霖以及安福系要员把“五四运动”归咎于梁启超以及研究系。在他们看来,发表了很多关于和会文章的国民外交协会以及《晨报》都隶属于研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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