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7节(2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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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一切模仿都只能学到表面的形式,不能得到核心的精神。现在各国都在改良教育,等模仿成功后,他们又早已暗中把旧制度改变了。这样就会永远落后。”

  杜威的这番话还是很真诚的。

  孙先生点头道:“杜威先生是说,中国的教育家应一方面实地研究本国本地的社会需要,一方面用西洋的教育学说作为参考,方可以造出一种中国现代的新教育。”

  杜威说:“是的,我知道这很难,我也仅仅是提出一点理念上的想法,至于具体怎么做,我就没法建议了。就像您说的,知难行易。”

  ——

  在上海又会见了一些文化界名流后,时间已经到了五月二日,《晨报》发出梁启超的电报,山雨欲来风满楼。

  李谕对杜威说:“走吧,我们去北京看看,那里现在是风暴眼。”

  杜威同意说:“北京有几所我很感兴趣的大学,而且蔡元培先生多次发电让我去一趟北大。”

  “那可真是有看头了。”

  两人抵达北京时,正好就是五月四日。

  在火车站,胡适奇怪道:“蔡校长怎么没来?”

  李谕说:“肯定是学校里出事了。”

  几人随即往学校赶。

  《晨报》发文后,邵飘萍立马于5月3日在北大举行了一场报告,汇报了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失败。

  当晚北大的三千学生就几乎被点燃,当即决定发动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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