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3节（3 / 7）
他不想做学问，而是去办报，后来北大许多大教授都估计是因为他做不下去学问了，也搞不出什么文学名堂。
胡适的着作比较出名的不是有一本《中国哲学史》嘛，结果只有上卷，（严格讲还有个中卷，但只有五万多字）。胡适的这本着作确实很有开创性，一直被当做民国初年许多学校的必读书目。
不过问题就是只写到了先秦诸子，与漫长的中国历史相比，确实太短了点。对读者来说，始终有种不完整、难窥全豹的遗憾，称不上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哲学史。
所以民国的那个大狂人，章太炎的大徒弟黄侃，就曾经在大学课堂上调侃：“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着作监矣。”
谢灵运是晋朝大文人，出自煊赫的谢家，做过秘书监。“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曹植）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就是他说的。
初听以为黄侃在夸奖胡适，将其比作大文人谢灵运，没想到他接着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也。”
十几年后，冯友兰写了《中国哲学史》，陈寅恪和金岳霖借着审稿的机会，或明或暗地指出胡适的中西学都大有问题，金岳霖直接说——“西洋哲学并非胡先生之所长。”
这是关于哲学的。北大教授、号称“现代庄子”的刘文典则评价道：“胡适什么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学。”
再就是有人概括：“胡先生所治，通学也。通学者总要受专家批评的，又岂止不懂哲学、文学。”
客观点讲，胡适的成就是“一种综合性的创造”，他的眼光可以，总能在一些前人还没开创的领域做点初期的工作，也就引领了潮流。
而单论任何一个方面，不管旧学、新学，胡适都只能算浅尝辄止。他对西学的态度，差不多属于“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
邵飘萍也不想让胡适办报，劝道：“我总有一种偏见，以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从前许多抛了文化专谈政治的人现在都碰了头回过头来了，为什么先生一定也要走一走这条路？”
蔡元培知道胡适办报想写什么，于是说：“为了社会，此时北大正应有讲学的风气，而不宜只有批评的风气。适之想必忍不住要写点政论文章，参与当今糊涂的政治吧？”
“是的，”胡适摊摊手，“我以前说过二十年不谈政治，但现在看来不可能了。本以为改良政治应该从改良思想文艺做起，但我错了，良好的政治才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李谕知道胡适以后肯定要从政，于是说：“胡博士就算办报走仕途，也不要忘了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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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着作比较出名的不是有一本《中国哲学史》嘛，结果只有上卷，（严格讲还有个中卷，但只有五万多字）。胡适的这本着作确实很有开创性，一直被当做民国初年许多学校的必读书目。
不过问题就是只写到了先秦诸子，与漫长的中国历史相比，确实太短了点。对读者来说，始终有种不完整、难窥全豹的遗憾，称不上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哲学史。
所以民国的那个大狂人，章太炎的大徒弟黄侃，就曾经在大学课堂上调侃：“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着作监矣。”
谢灵运是晋朝大文人，出自煊赫的谢家，做过秘书监。“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曹植）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就是他说的。
初听以为黄侃在夸奖胡适，将其比作大文人谢灵运，没想到他接着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也。”
十几年后，冯友兰写了《中国哲学史》，陈寅恪和金岳霖借着审稿的机会，或明或暗地指出胡适的中西学都大有问题，金岳霖直接说——“西洋哲学并非胡先生之所长。”
这是关于哲学的。北大教授、号称“现代庄子”的刘文典则评价道：“胡适什么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学。”
再就是有人概括：“胡先生所治，通学也。通学者总要受专家批评的，又岂止不懂哲学、文学。”
客观点讲，胡适的成就是“一种综合性的创造”，他的眼光可以，总能在一些前人还没开创的领域做点初期的工作，也就引领了潮流。
而单论任何一个方面，不管旧学、新学，胡适都只能算浅尝辄止。他对西学的态度，差不多属于“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
邵飘萍也不想让胡适办报，劝道：“我总有一种偏见，以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从前许多抛了文化专谈政治的人现在都碰了头回过头来了，为什么先生一定也要走一走这条路？”
蔡元培知道胡适办报想写什么，于是说：“为了社会，此时北大正应有讲学的风气，而不宜只有批评的风气。适之想必忍不住要写点政论文章，参与当今糊涂的政治吧？”
“是的，”胡适摊摊手，“我以前说过二十年不谈政治，但现在看来不可能了。本以为改良政治应该从改良思想文艺做起，但我错了，良好的政治才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李谕知道胡适以后肯定要从政，于是说：“胡博士就算办报走仕途，也不要忘了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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