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1 / 1）
伊卜拉欣·邢纳西
纳米克·凯末尔
伊卜拉欣·邢纳西被穆斯塔法·雷什德帕夏派到巴黎学习，他在法国参加1848年革命并将共和国国旗挂到先贤祠。1856年奥斯曼帝国诏书颁布时，他已回国，针对此事致信雷什德帕夏：“生命、财产和荣誉，是我们心中的烛光，你的公正是明灯，引导我们脱离了强烈的压迫。你使得我们获得自由，我们这些暴政下的奴隶，我们用自己的无知像锁链一样束缚了自己。你的法律是使奴隶得到解放的一种举动，你的法律告诉苏丹他是有限度的。”1859年，邢纳西将百余首法国诗歌译成奥斯曼文，而且将法文和奥斯曼文各11页对照列出，其中包括17—19世纪拉辛（1636—1699年）、拉·封丹（1621—1695年）、弗朗索瓦·费奈隆（1651—1715年）和阿尔封斯·德·拉马丁（1790—1869年）等法国文豪的诗作。1862年，邢纳西创办《舆论解说报》（Tasvir-I efkar，1925年被凯末尔政权查封）。
齐亚·高卡尔普同样精通法语，同样受到雷什德帕夏的宠信。他于1867—1872年逃往欧洲，其间多次撰文抨击土耳其的内政，以《梦》最为著名。《梦》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齐亚躺在英国伦敦一座公园的条凳上入睡，梦到自己同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辩论。苏丹反对设立国民大会，认为这种机构会削弱自己的权力，并且使这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帝国分崩离析，离心离德。齐亚反驳说，欧洲多国已建立立宪君主制，这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因此奥斯曼帝国也应顺应这一潮流。他曾将法国思想家卢梭与戏剧家莫里哀的作品译成奥斯曼文。
纳米克·凯末尔精通法语，擅长创作诗歌、小说和戏剧。他曾与邢纳西合作，在1862年开办《舆论解说报》，并在1864年邢纳西出逃后继任该报主笔，特别关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1867年，他与齐亚·高卡尔普一起逃往欧洲。1871年首相阿里帕夏死后他才得以回国，并于1873年创作剧本《祖国与西利斯特里亚》。该剧歌颂1854年奥斯曼人在西利斯特里亚要塞组织的抵抗俄罗斯人入侵的保卫战，激发奥斯曼人的爱国热忱，以致威胁苏丹的统治。因此，政府在该剧第二次演出后勒令禁演，并将纳米克·凯末尔流放到塞浦路斯岛。1876年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死后，他获准回到伊斯坦布尔，不久激怒哈米德二世，再度流亡，被迫来到开俄斯岛上，担任有名无实的所谓“总督”。他主张尊奉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提倡个体的思想自由，鼓励学习欧洲特别是英国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和思想文化，由此建立现代民族国家。
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统治末期，政府在思想文化领域维持高压态势，强制进行文学检查，严厉打击具有民族主义和宪政主义倾向的作品，奥斯曼帝国的文学家处境困难，只能创作忧郁感伤的颓废作品。1896—1901年，一些作家以《知识宝库》杂志为阵地，形成一个文学团体，被称作“知识宝库派”，主张“就艺术而论艺术”，闭门创作，莫谈国事，代表人物有诗人杰纳普·谢哈贝丁（1870—1934年）和小说家哈立德·齐亚·乌瑟克雷吉勒（1866—1945年），后者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蓝与黑》和《被禁止的爱情》。
1908年7月青年土耳其革命与1909年宪法颁布之后，思想文化领域空前活跃。1908年7月25日《努力日报》发行量达到6万份，《晨报》发行量达到4万份，而且供不应求，当天下午每份日报售价竟然高出原价40倍。1912年，奥斯曼帝国出现一个名为“土耳其人之家”的文学团体，通过《土耳其祖国》这一刊物发表文学作品。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除齐亚·格尔克·艾尔普的诗歌作品之外，还有女作家哈立德·艾迪卜的长篇小说《磨难》，等等。
三、史学
伊斯兰国家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史学，借此汲取先辈的经验教训并记录自己的重要言行，奥斯曼帝国苏丹也不例外。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学起源于圣训学的研究，最早研究历史的穆斯林皆为造诣极深的圣训学家，最初的历史著作主要是追寻阿拉伯人的历史，考证“圣训”中提及的诸多内容，如阿拉伯人的谱系、查希里叶时代的传说、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平、历次圣战的始末。阿拔斯王朝建立以前穆斯林编写的历史著作大都失传已久，只有断章残篇散见于后世的著述之中。阿拔斯王朝建立以后，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学不再只是考证“圣训”，逐渐成为独立的学科。然而，在阿拔斯王朝初期，历史学家的视野依旧局限于阿拉伯人的范围。自9世纪末期开始，历史学家的视野逐渐从阿拉伯人的历史扩展到其他穆斯林民族的历史，直至探寻伊斯兰世界周边地区各民族的历史，历史著作的编纂随之进入崭新的阶段。总之，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史学著作类型多样，包括地方志、区域国别史和世界史，古史和今史，人物传记，史学著作的记录对象涵盖上自帝王、世俗高官和宗教学者，下至士兵、书吏和苏非的各个阶层。奥斯曼帝国史学则是中东伊斯兰世界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奥斯曼帝国史学发源于15世纪前中期，即穆拉德二世和穆罕默德二世时期。当时，奥斯曼帝国已从15世纪初安卡拉战役的惨败和大空位时期的纷乱中恢复过来，重新迈出扩张步伐，苏丹开始重视记录奥斯曼家族的起源和最初几任苏丹的故事，以此强调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合理性。艾哈迈德（Ahmedi）写出《奥斯曼王室史诗》（Destan-I Tevarih-I Muluk-I Al-I Osman），阿斯科帕萨扎德（Asikpasazade）写出《奥斯曼家族史》（Tevarih-I Al-I Osman），卡西菲（Kasifi）写出《加齐在罗姆的故事》（Gazaname-I Rum），讲述奥斯曼家族的起源和奥斯曼帝国的建立。阿卜杜勒·拉赫曼·比斯塔米（Abdur-rahman Bistami）记述从1402年安卡拉战役结束到15世纪中叶的奥斯曼帝国史。克里托夫洛斯（Kritovolos）则写出资料较为翔实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之事》（Tevarih-I Sultan Mehmet Han-I Sani）。巴叶济德二世时期，阿斯科帕萨扎德（Asikpasazade）写出安卡拉战役以来一个世纪左右的帝国编年史，聂斯里·穆罕默德·艾芬迪（Nesri Mehmet Efendi）侧重考察巴叶济德二世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史，伊德瑞斯·比特里斯（Idris-I Bitlisi）主要记录15世纪波斯和安纳托利亚半岛东部的重大事件。艾哈迈德·塞姆塞德丁·伊本·凯末尔（Ahmet Semseddin ibn-I Kemal，？—1536年）是巴叶济德二世时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出生于奥斯曼家族，早年接受良好教育，谙熟教义学和教法学，后来加入封邑制骑兵团希帕西，因此具备良好的军事经验和较强的写作能力。他的名著《奥斯曼王朝史》（Tevarih-I Al-I Osman）是现存最早的最佳反映奥斯曼帝国早期情况的史学著作。 ↑返回顶部↑
纳米克·凯末尔
伊卜拉欣·邢纳西被穆斯塔法·雷什德帕夏派到巴黎学习，他在法国参加1848年革命并将共和国国旗挂到先贤祠。1856年奥斯曼帝国诏书颁布时，他已回国，针对此事致信雷什德帕夏：“生命、财产和荣誉，是我们心中的烛光，你的公正是明灯，引导我们脱离了强烈的压迫。你使得我们获得自由，我们这些暴政下的奴隶，我们用自己的无知像锁链一样束缚了自己。你的法律是使奴隶得到解放的一种举动，你的法律告诉苏丹他是有限度的。”1859年，邢纳西将百余首法国诗歌译成奥斯曼文，而且将法文和奥斯曼文各11页对照列出，其中包括17—19世纪拉辛（1636—1699年）、拉·封丹（1621—1695年）、弗朗索瓦·费奈隆（1651—1715年）和阿尔封斯·德·拉马丁（1790—1869年）等法国文豪的诗作。1862年，邢纳西创办《舆论解说报》（Tasvir-I efkar，1925年被凯末尔政权查封）。
齐亚·高卡尔普同样精通法语，同样受到雷什德帕夏的宠信。他于1867—1872年逃往欧洲，其间多次撰文抨击土耳其的内政，以《梦》最为著名。《梦》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齐亚躺在英国伦敦一座公园的条凳上入睡，梦到自己同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辩论。苏丹反对设立国民大会，认为这种机构会削弱自己的权力，并且使这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帝国分崩离析，离心离德。齐亚反驳说，欧洲多国已建立立宪君主制，这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因此奥斯曼帝国也应顺应这一潮流。他曾将法国思想家卢梭与戏剧家莫里哀的作品译成奥斯曼文。
纳米克·凯末尔精通法语，擅长创作诗歌、小说和戏剧。他曾与邢纳西合作，在1862年开办《舆论解说报》，并在1864年邢纳西出逃后继任该报主笔，特别关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1867年，他与齐亚·高卡尔普一起逃往欧洲。1871年首相阿里帕夏死后他才得以回国，并于1873年创作剧本《祖国与西利斯特里亚》。该剧歌颂1854年奥斯曼人在西利斯特里亚要塞组织的抵抗俄罗斯人入侵的保卫战，激发奥斯曼人的爱国热忱，以致威胁苏丹的统治。因此，政府在该剧第二次演出后勒令禁演，并将纳米克·凯末尔流放到塞浦路斯岛。1876年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死后，他获准回到伊斯坦布尔，不久激怒哈米德二世，再度流亡，被迫来到开俄斯岛上，担任有名无实的所谓“总督”。他主张尊奉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提倡个体的思想自由，鼓励学习欧洲特别是英国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和思想文化，由此建立现代民族国家。
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统治末期，政府在思想文化领域维持高压态势，强制进行文学检查，严厉打击具有民族主义和宪政主义倾向的作品，奥斯曼帝国的文学家处境困难，只能创作忧郁感伤的颓废作品。1896—1901年，一些作家以《知识宝库》杂志为阵地，形成一个文学团体，被称作“知识宝库派”，主张“就艺术而论艺术”，闭门创作，莫谈国事，代表人物有诗人杰纳普·谢哈贝丁（1870—1934年）和小说家哈立德·齐亚·乌瑟克雷吉勒（1866—1945年），后者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蓝与黑》和《被禁止的爱情》。
1908年7月青年土耳其革命与1909年宪法颁布之后，思想文化领域空前活跃。1908年7月25日《努力日报》发行量达到6万份，《晨报》发行量达到4万份，而且供不应求，当天下午每份日报售价竟然高出原价40倍。1912年，奥斯曼帝国出现一个名为“土耳其人之家”的文学团体，通过《土耳其祖国》这一刊物发表文学作品。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除齐亚·格尔克·艾尔普的诗歌作品之外，还有女作家哈立德·艾迪卜的长篇小说《磨难》，等等。
三、史学
伊斯兰国家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史学，借此汲取先辈的经验教训并记录自己的重要言行，奥斯曼帝国苏丹也不例外。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学起源于圣训学的研究，最早研究历史的穆斯林皆为造诣极深的圣训学家，最初的历史著作主要是追寻阿拉伯人的历史，考证“圣训”中提及的诸多内容，如阿拉伯人的谱系、查希里叶时代的传说、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平、历次圣战的始末。阿拔斯王朝建立以前穆斯林编写的历史著作大都失传已久，只有断章残篇散见于后世的著述之中。阿拔斯王朝建立以后，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学不再只是考证“圣训”，逐渐成为独立的学科。然而，在阿拔斯王朝初期，历史学家的视野依旧局限于阿拉伯人的范围。自9世纪末期开始，历史学家的视野逐渐从阿拉伯人的历史扩展到其他穆斯林民族的历史，直至探寻伊斯兰世界周边地区各民族的历史，历史著作的编纂随之进入崭新的阶段。总之，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史学著作类型多样，包括地方志、区域国别史和世界史，古史和今史，人物传记，史学著作的记录对象涵盖上自帝王、世俗高官和宗教学者，下至士兵、书吏和苏非的各个阶层。奥斯曼帝国史学则是中东伊斯兰世界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奥斯曼帝国史学发源于15世纪前中期，即穆拉德二世和穆罕默德二世时期。当时，奥斯曼帝国已从15世纪初安卡拉战役的惨败和大空位时期的纷乱中恢复过来，重新迈出扩张步伐，苏丹开始重视记录奥斯曼家族的起源和最初几任苏丹的故事，以此强调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合理性。艾哈迈德（Ahmedi）写出《奥斯曼王室史诗》（Destan-I Tevarih-I Muluk-I Al-I Osman），阿斯科帕萨扎德（Asikpasazade）写出《奥斯曼家族史》（Tevarih-I Al-I Osman），卡西菲（Kasifi）写出《加齐在罗姆的故事》（Gazaname-I Rum），讲述奥斯曼家族的起源和奥斯曼帝国的建立。阿卜杜勒·拉赫曼·比斯塔米（Abdur-rahman Bistami）记述从1402年安卡拉战役结束到15世纪中叶的奥斯曼帝国史。克里托夫洛斯（Kritovolos）则写出资料较为翔实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之事》（Tevarih-I Sultan Mehmet Han-I Sani）。巴叶济德二世时期，阿斯科帕萨扎德（Asikpasazade）写出安卡拉战役以来一个世纪左右的帝国编年史，聂斯里·穆罕默德·艾芬迪（Nesri Mehmet Efendi）侧重考察巴叶济德二世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史，伊德瑞斯·比特里斯（Idris-I Bitlisi）主要记录15世纪波斯和安纳托利亚半岛东部的重大事件。艾哈迈德·塞姆塞德丁·伊本·凯末尔（Ahmet Semseddin ibn-I Kemal，？—1536年）是巴叶济德二世时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出生于奥斯曼家族，早年接受良好教育，谙熟教义学和教法学，后来加入封邑制骑兵团希帕西，因此具备良好的军事经验和较强的写作能力。他的名著《奥斯曼王朝史》（Tevarih-I Al-I Osman）是现存最早的最佳反映奥斯曼帝国早期情况的史学著作。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