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1 / 1）
继穆罕默德·拉希特·艾芬迪之后担任帝国宫廷编年史官的是屈楚克·切勒比·栽德·伊斯玛仪·阿西木·艾芬迪（Kucuk Celebi Zade Ismail Asim Efendi，？—1759年），他主要记录1723—1730年郁金香时代后期的奥斯曼帝国编年史。从1730年艾哈迈德三世被废黜到1783年艾哈迈德·法斯夫·艾芬迪（Ahmet Vasif Efendi，1739—1807年）担任宫廷编年史官，不断更换的低级文书接手帝国编年史的记录工作，他们未能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进行任何分析。18世纪可谓奥斯曼帝国史学发展的低谷期。
进入19世纪，随着奥斯曼帝国苏丹素质的提高、现代改革的启动、中央集权的强化和政治局势的稳定，帝国编年史官的地位再度得到提高，他们的史学成果中也再次出现真知灼见。1783—1807年艾哈迈德·法斯夫·艾芬迪担任宫廷编年史官，他写成《最美好的遗产和真实的故事》（The Most Beautiful Relics and Truths of Events）一书，记录从1774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登基到1805年塞里姆三世被废黜前夕的奥斯曼帝国编年史，书中再次出现对史料的鉴别和对事件的评价。
继艾哈迈德·法斯夫·艾芬迪之后于1807—1808年担任宫廷编年史官的是艾哈迈德·阿斯姆·艾芬迪（Ahmet Asim Efendi，1755—1819年），他主要考察1791—1808年的奥斯曼帝国历史，其中大量资料涉及1807年塞里姆三世被废黜和新军遭解散等重大事件。继艾哈迈德·阿斯姆·艾芬迪之后担任宫廷编年史官的是穆罕默德·艾特拉赫·萨尼栽德（Mehmet Ataullah Samizade，？—1827年），他主要记录1808—1822年的奥斯曼帝国编年史。此人观念保守，但是敢于评价历史事件。继穆罕默德·艾特拉赫·萨尼栽德之后担任宫廷编年史官的是穆罕默德·爱萨特·艾芬迪（Mehmet Esat Efendi，1789—1848年），他主要考察1826年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出动新军消灭近卫军团一事的具体过程并论证苏丹此举的合理性。艾哈迈德·卡福德特（Ahmet Cevdet，1822—1894年）汇编并研究19世纪宫廷编年史官的全部记录，侧重探讨1774—1825年的奥斯曼帝国编年史，系19世纪奥斯曼帝国编年史记录和研究的集大成者。
四、哲学
伊斯兰哲学系阐述伊斯兰教义及有关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学说或世界观体系，阿拉伯语也称哲学为“伊勒姆·希克迈”（’Ilm al-Hikmah，即智慧之学）。先知穆罕默德和最初4位哈里发当政期间，麦地那和麦加是伊斯兰世界的两大文化中心。那时的学者主要是阿拉伯血统的圣门弟子，他们大都长于宗教学的研究。圣门弟子中阿拉伯人居多的状态，导致纯粹阿拉伯风格的文化在伊斯兰世界中的主导地位。倭马亚时代，圣门弟子相继去世，再传弟子成为伊斯兰文化的主要代表，伊拉克的巴士拉和库法逐渐取代希贾兹的麦地那和麦加，成为新的文化中心。再传弟子中固然不乏阿拉伯人，但是异族血统的穆斯林日渐增多，其中一些学者在伊斯兰世界闻名遐迩。相比之下，阿拉伯血统的再传弟子大为逊色。随着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和再传弟子中异族穆斯林的增多，非阿拉伯风格的文化倾向在伊斯兰世界日趋显见。许多犹太人和基督徒改奉伊斯兰教以后，往往根据《圣经》中的相关传说诠释《古兰经》中的某些启示，从而形成“基督教式与以色列式”的经注学。
希腊哲学博大精深，堪称西方古典文化的精髓。倭马亚时代，许多穆斯林学者对希腊哲学颇有研究，试图借鉴希腊哲学的逻辑推导和理性思辨的原则论证伊斯兰教信仰，探讨诸如安拉的本体与其属性的关系、安拉前定与自由意志的关系以及宇宙观、认识论等神学命题和哲学命题，进而形成穆斯林特有的宗教哲学体系即教义学。另外，拉丁语及希腊语与阿拉伯语的法学术语颇多相似，体现了地中海古典世界的法学思想和法律概念对于伊斯兰教法的广泛影响；基督教中关于救世主的概念，应是什叶派伊斯兰教之马赫迪思想的原型。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实行博采诸家、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大力赞助翻译和介绍外国的科学和哲学著作。9世纪初，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马蒙（Al-Ma’mūn，813—833年在位）在首都巴格达创立“智慧馆”，对希腊的科学和哲学著作进行了有组织和大规模的翻译和注释。10世纪时，柏拉图的《国家篇》、《蒂迈欧篇》、《智者篇》，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普罗提诺的《九章集》，波菲利的《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导论》，阐述新柏拉图主义流溢说的主要哲学著作《亚里士多德神学》和《原因篇》等已被译为阿拉伯文并加以注释。同时波斯、印度的古典学术著作也被译成阿拉伯文。
奥斯曼帝国的哲学是伊斯兰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经院哲学和苏非哲学。
经院哲学是以伊斯兰教欧莱玛（即宗教学者）阶层为主体，在探讨基本信仰和教义（即凯拉姆）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不同哲学流派。经院哲学旨在探讨安拉的本体及其属性等一系列教义学命题。比如：神的启示是否高于人的理性？安拉是宇宙中一切善恶的创始者吗？如果安拉全能，那么为何还有人胆敢否认安拉的存在并违反神圣教法呢？如果安拉业已前定人类的所有行为，那么人类究竟应该为其所作所为承担何种道德责任？这些哲学问题，以及与穆斯林统治下的犹太人和基督徒进行的更为繁琐的争论，都催生了穆斯林教义学。 ↑返回顶部↑
进入19世纪，随着奥斯曼帝国苏丹素质的提高、现代改革的启动、中央集权的强化和政治局势的稳定，帝国编年史官的地位再度得到提高，他们的史学成果中也再次出现真知灼见。1783—1807年艾哈迈德·法斯夫·艾芬迪担任宫廷编年史官，他写成《最美好的遗产和真实的故事》（The Most Beautiful Relics and Truths of Events）一书，记录从1774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登基到1805年塞里姆三世被废黜前夕的奥斯曼帝国编年史，书中再次出现对史料的鉴别和对事件的评价。
继艾哈迈德·法斯夫·艾芬迪之后于1807—1808年担任宫廷编年史官的是艾哈迈德·阿斯姆·艾芬迪（Ahmet Asim Efendi，1755—1819年），他主要考察1791—1808年的奥斯曼帝国历史，其中大量资料涉及1807年塞里姆三世被废黜和新军遭解散等重大事件。继艾哈迈德·阿斯姆·艾芬迪之后担任宫廷编年史官的是穆罕默德·艾特拉赫·萨尼栽德（Mehmet Ataullah Samizade，？—1827年），他主要记录1808—1822年的奥斯曼帝国编年史。此人观念保守，但是敢于评价历史事件。继穆罕默德·艾特拉赫·萨尼栽德之后担任宫廷编年史官的是穆罕默德·爱萨特·艾芬迪（Mehmet Esat Efendi，1789—1848年），他主要考察1826年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出动新军消灭近卫军团一事的具体过程并论证苏丹此举的合理性。艾哈迈德·卡福德特（Ahmet Cevdet，1822—1894年）汇编并研究19世纪宫廷编年史官的全部记录，侧重探讨1774—1825年的奥斯曼帝国编年史，系19世纪奥斯曼帝国编年史记录和研究的集大成者。
四、哲学
伊斯兰哲学系阐述伊斯兰教义及有关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学说或世界观体系，阿拉伯语也称哲学为“伊勒姆·希克迈”（’Ilm al-Hikmah，即智慧之学）。先知穆罕默德和最初4位哈里发当政期间，麦地那和麦加是伊斯兰世界的两大文化中心。那时的学者主要是阿拉伯血统的圣门弟子，他们大都长于宗教学的研究。圣门弟子中阿拉伯人居多的状态，导致纯粹阿拉伯风格的文化在伊斯兰世界中的主导地位。倭马亚时代，圣门弟子相继去世，再传弟子成为伊斯兰文化的主要代表，伊拉克的巴士拉和库法逐渐取代希贾兹的麦地那和麦加，成为新的文化中心。再传弟子中固然不乏阿拉伯人，但是异族血统的穆斯林日渐增多，其中一些学者在伊斯兰世界闻名遐迩。相比之下，阿拉伯血统的再传弟子大为逊色。随着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和再传弟子中异族穆斯林的增多，非阿拉伯风格的文化倾向在伊斯兰世界日趋显见。许多犹太人和基督徒改奉伊斯兰教以后，往往根据《圣经》中的相关传说诠释《古兰经》中的某些启示，从而形成“基督教式与以色列式”的经注学。
希腊哲学博大精深，堪称西方古典文化的精髓。倭马亚时代，许多穆斯林学者对希腊哲学颇有研究，试图借鉴希腊哲学的逻辑推导和理性思辨的原则论证伊斯兰教信仰，探讨诸如安拉的本体与其属性的关系、安拉前定与自由意志的关系以及宇宙观、认识论等神学命题和哲学命题，进而形成穆斯林特有的宗教哲学体系即教义学。另外，拉丁语及希腊语与阿拉伯语的法学术语颇多相似，体现了地中海古典世界的法学思想和法律概念对于伊斯兰教法的广泛影响；基督教中关于救世主的概念，应是什叶派伊斯兰教之马赫迪思想的原型。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实行博采诸家、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大力赞助翻译和介绍外国的科学和哲学著作。9世纪初，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马蒙（Al-Ma’mūn，813—833年在位）在首都巴格达创立“智慧馆”，对希腊的科学和哲学著作进行了有组织和大规模的翻译和注释。10世纪时，柏拉图的《国家篇》、《蒂迈欧篇》、《智者篇》，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普罗提诺的《九章集》，波菲利的《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导论》，阐述新柏拉图主义流溢说的主要哲学著作《亚里士多德神学》和《原因篇》等已被译为阿拉伯文并加以注释。同时波斯、印度的古典学术著作也被译成阿拉伯文。
奥斯曼帝国的哲学是伊斯兰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经院哲学和苏非哲学。
经院哲学是以伊斯兰教欧莱玛（即宗教学者）阶层为主体，在探讨基本信仰和教义（即凯拉姆）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不同哲学流派。经院哲学旨在探讨安拉的本体及其属性等一系列教义学命题。比如：神的启示是否高于人的理性？安拉是宇宙中一切善恶的创始者吗？如果安拉全能，那么为何还有人胆敢否认安拉的存在并违反神圣教法呢？如果安拉业已前定人类的所有行为，那么人类究竟应该为其所作所为承担何种道德责任？这些哲学问题，以及与穆斯林统治下的犹太人和基督徒进行的更为繁琐的争论，都催生了穆斯林教义学。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