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章（1 / 1）
多党制的政治实践无疑是民众广泛政治参与的外在形式，完善的社会组织和广泛的社会动员则是多党制政治实践的逻辑结果。自20世纪50年代起，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导致工人数量的增长。与此同时，多党制的政治模式为民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进而导致工会数量的急剧增长和工人政治参与程度的明显提高，工人逐渐成为政党政治和普选政治的重要砝码。1950年，土耳其工人总数约为37.4万人，其中工会成员为7.8万人，分别属于88个工会，工人加入工会的比率为21%。1950年大选中，工人成为民主党的重要支持者。20世纪50年代民主党执政期间，工人境况得到改善，工会数量增长了5倍，工会人数增长了3倍。“土耳其工会联盟”成立于1952年7月，直至20世纪50年代末长期从属于民主党政府。
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土耳其工会联盟逐渐成为独立于政党和政府的社会组织，进而从依附于民主党政府转变为支持反对派共和人民党。1960年，土耳其工人总数达到82.5万人，其中工会成员为28.3万人，分别属于432个工会，工人加入工会的比率为34%。1961年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工人的权利，承认罢工是工人的基本权利。1963年，颁布新的劳动法，工会组织进一步发展。1970年，土耳其工会增至717个，工会成员超过200万人。1977年，工会数量达到863个，工会成员接近400万人。另一方面，自1961年罢工合法化开始，工人罢工次数呈上升趋势。1963年，出现8次罢工，罢工人数为1 500人。1970年，出现罢工72次，罢工人数增至2.1万人。1980年，出现罢工220次，罢工人数增至3.4万人。1990年，出现罢工458次，罢工人数达到16.6万人。罢工次数的上升和罢工人数的增长，表明土耳其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长足进步和民众政治参与程度的明显提高。
1967年，土耳其工会联盟出现分裂，形成持温和立场的“土耳其工会联盟”与具有激进倾向的“革命者工会联盟”。前者强调维护工人的经济和社会权益，其成员主要来自国有企业；后者强调工人的政治参与，其成员主要来自私营企业。具有激进倾向的工会组织——革命者工会联盟取得合法地位，表明工会组织的发展进入崭新的时期。工会组织和罢工的合法化，构成沟通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的重要纽带，标志着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进入新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工会的成员占工人总数的1/2，其中70%—75%的工会成员属于温和立场的土耳其工会联盟，20%—25%属于激进倾向的革命者工会联盟，另有少量工会成员属于保守的国家主义者工会联盟。
土耳其的工商业者组织，主要包括“手工业者行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工商业联合会”和“土耳其企业家与商人联盟”。手工业者行会联合会由为数众多的手工业者行会组成，代表传统小手工业者的利益。土耳其的手工业者行会，1950年为253个，1955年为1 460个，1960年达到2 745个，1965年增至3 578个。1978年，土耳其的手工业者共计300万人，其中50%属于手工业者行会联合会。手工业者行会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广泛的社会功能，与诸多政党政治联系密切，是支持政党政治的重要社会势力。企业家协会成立于1961年。1971年，企业家协会包括1 000家较大的企业，这些企业雇用约35万工人。工商业联合会属于半官方组织，包括雇用工人超过10人的所有企业和商家。土耳其企业家与商人联盟是1971年成立于伊斯坦布尔的民间组织，代表大企业家、大商人、银行家和保险经纪人的利益。
六、暗流涌动的伊斯兰主义
所谓的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均为历史现象。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矛盾对抗和此消彼长，根源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奥斯曼帝国时代，伊斯坦布尔的统治者采用苏丹和哈里发的双重称谓，兼有世俗和宗教的最高权力，宗教色彩的政治生活和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构成奥斯曼帝国的明显特征。传统的伊斯兰教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秩序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密切的内在联系，进而构成奥斯曼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和伊斯坦布尔的苏丹统治民众的政治工具，欧莱玛作为官方的伊斯兰教学者则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的政府体系。另一方面，派系繁杂的苏非教团构成穆斯林的民间宗教组织，苏非教团的德尔维什（长老）与官方伊斯兰教的欧莱玛（宗教学者）貌合神离。
第二次宪政运动期间，诸多苏非教团支持青年土耳其党发动的政治革命。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非派拜克塔什教团、麦乌拉维教团和纳格什班迪教团支持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民族独立战争，诸多苏非教团的德尔维什加入1920年在安卡拉召开的第一届大国民议会。
1924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共和人民党主宰政坛，推行一系列的世俗化政策，严格控制宗教活动，取缔苏非教团，关闭宗教法庭和宗教学校，教职人员处于世俗政府的监管之下，教俗关系空前恶化。然而，土耳其共和国并非绝对世俗的国家。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官方明确界定所谓土耳其人的基本要素，即操土耳其语和信仰伊斯兰教。自凯末尔时代开始，宗教色彩的社会与世俗体制的国家两者之间形成明显的悖论，而伊斯兰主义的暗流涌动则体现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和消长，进而构成民众崛起的特定外在形式。 ↑返回顶部↑
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土耳其工会联盟逐渐成为独立于政党和政府的社会组织，进而从依附于民主党政府转变为支持反对派共和人民党。1960年，土耳其工人总数达到82.5万人，其中工会成员为28.3万人，分别属于432个工会，工人加入工会的比率为34%。1961年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工人的权利，承认罢工是工人的基本权利。1963年，颁布新的劳动法，工会组织进一步发展。1970年，土耳其工会增至717个，工会成员超过200万人。1977年，工会数量达到863个，工会成员接近400万人。另一方面，自1961年罢工合法化开始，工人罢工次数呈上升趋势。1963年，出现8次罢工，罢工人数为1 500人。1970年，出现罢工72次，罢工人数增至2.1万人。1980年，出现罢工220次，罢工人数增至3.4万人。1990年，出现罢工458次，罢工人数达到16.6万人。罢工次数的上升和罢工人数的增长，表明土耳其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长足进步和民众政治参与程度的明显提高。
1967年，土耳其工会联盟出现分裂，形成持温和立场的“土耳其工会联盟”与具有激进倾向的“革命者工会联盟”。前者强调维护工人的经济和社会权益，其成员主要来自国有企业；后者强调工人的政治参与，其成员主要来自私营企业。具有激进倾向的工会组织——革命者工会联盟取得合法地位，表明工会组织的发展进入崭新的时期。工会组织和罢工的合法化，构成沟通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的重要纽带，标志着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进入新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工会的成员占工人总数的1/2，其中70%—75%的工会成员属于温和立场的土耳其工会联盟，20%—25%属于激进倾向的革命者工会联盟，另有少量工会成员属于保守的国家主义者工会联盟。
土耳其的工商业者组织，主要包括“手工业者行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工商业联合会”和“土耳其企业家与商人联盟”。手工业者行会联合会由为数众多的手工业者行会组成，代表传统小手工业者的利益。土耳其的手工业者行会，1950年为253个，1955年为1 460个，1960年达到2 745个，1965年增至3 578个。1978年，土耳其的手工业者共计300万人，其中50%属于手工业者行会联合会。手工业者行会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广泛的社会功能，与诸多政党政治联系密切，是支持政党政治的重要社会势力。企业家协会成立于1961年。1971年，企业家协会包括1 000家较大的企业，这些企业雇用约35万工人。工商业联合会属于半官方组织，包括雇用工人超过10人的所有企业和商家。土耳其企业家与商人联盟是1971年成立于伊斯坦布尔的民间组织，代表大企业家、大商人、银行家和保险经纪人的利益。
六、暗流涌动的伊斯兰主义
所谓的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均为历史现象。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矛盾对抗和此消彼长，根源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奥斯曼帝国时代，伊斯坦布尔的统治者采用苏丹和哈里发的双重称谓，兼有世俗和宗教的最高权力，宗教色彩的政治生活和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构成奥斯曼帝国的明显特征。传统的伊斯兰教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秩序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密切的内在联系，进而构成奥斯曼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和伊斯坦布尔的苏丹统治民众的政治工具，欧莱玛作为官方的伊斯兰教学者则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的政府体系。另一方面，派系繁杂的苏非教团构成穆斯林的民间宗教组织，苏非教团的德尔维什（长老）与官方伊斯兰教的欧莱玛（宗教学者）貌合神离。
第二次宪政运动期间，诸多苏非教团支持青年土耳其党发动的政治革命。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非派拜克塔什教团、麦乌拉维教团和纳格什班迪教团支持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民族独立战争，诸多苏非教团的德尔维什加入1920年在安卡拉召开的第一届大国民议会。
1924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共和人民党主宰政坛，推行一系列的世俗化政策，严格控制宗教活动，取缔苏非教团，关闭宗教法庭和宗教学校，教职人员处于世俗政府的监管之下，教俗关系空前恶化。然而，土耳其共和国并非绝对世俗的国家。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官方明确界定所谓土耳其人的基本要素，即操土耳其语和信仰伊斯兰教。自凯末尔时代开始，宗教色彩的社会与世俗体制的国家两者之间形成明显的悖论，而伊斯兰主义的暗流涌动则体现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和消长，进而构成民众崛起的特定外在形式。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