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1 / 1）
土耳其共和国现代化进程的早期阶段，政治层面的变化并未表现为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民主化的历史进程，而是表现为独裁统治的加强和极权化的明显倾向，世俗化则构成政治极权化的同步现象。官方推行的世俗化根源于绝对主义的政治模式，服务于绝对主义的政治需要，构成凯末尔时代极权政治的重要手段。“土耳其共和国的世俗主义，其实质并非在于宗教与政治的分离，而是旨在强化国家对于宗教的控制，进而将宗教作为国家控制社会的政治工具”。[12]极权政治的发展和自上而下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改革举措，构成此时土耳其共和国现代化的基本线索和主要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作为极权政治时代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逻辑结果，绝对主义的政治模式逐渐衰落，民主化进程随之启动。建立在多党制基础之上的选举政治和议会政治，构成土耳其共和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外在形式。在多党制议会选举的历史条件下，诸多政党极力争取宗教群体的选票支持，甚至不惜鼓励民众的宗教情绪，以求增加各自的竞选砝码，导致土耳其政治领域的非世俗化倾向，现代伊斯兰主义随之登上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舞台。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暗流涌动，标志着民众政治参与的进一步扩大。伊斯兰文化的复兴与伊斯兰政治的实践，既是伊斯兰主义运动的两个阶段，也构成伊斯兰主义运动的两大层面。
1945—1960年，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主要表现为文化的复兴。
凯末尔时代，世俗化的改革举措主要局限于城市的范围，乡村依旧保留伊斯兰教的浓厚色彩，是为伊斯兰主义得以登上土耳其历史舞台的社会基础。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政府试图在乡村推广世俗教育，进而取代传统的伊斯兰教育，但成效并不明显，在全部4万个自然村中，只有约5 000个自然村设立世俗学校，且规模甚小，附属于清真寺的传统宗教学校依然构成乡村教育的基本形式。根据1940年的官方统计，在全部1 780万国民中，文盲约占80%，包括城市40%的学龄儿童和乡村78%的学龄儿童。超过80%的人口生活在乡村约4万个村落，其中3.1万个村落没有正规学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共和人民党政府逐渐放松对于宗教活动的限制。1946年和1947年，来自伊斯坦布尔的议员哈姆杜拉·苏非·坦里奥沃尔和来自布尔萨的议员巴哈·帕尔斯先后向大国民议会和共和人民党大会建议在公立世俗学校开设宗教课程，旨在抵御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引发大国民议会及共和人民党内部的激烈争论，土耳其政坛开始出现伊斯兰主义的呼声。
1945—1950年间，在多党制的政治框架下，24个政党相继登上土耳其的政治舞台，其中约1/3的政党在其政治纲领中提及伊斯兰教的主题，呼吁建立伊斯兰世界联盟，强调保护伊斯兰文化，倡导伊斯兰教价值观，促进伊斯兰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自1949年起，宗教学校在中断25年后逐渐恢复，安卡拉大学设立伊斯兰经学院，旨在培养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伊玛目—哈提卜学校（Imam Hatip school）在全国各地陆续建立，包括小学和中学在内的普通世俗学校获准开设宗教课程，使用官方审定的宗教教材。伊玛目—哈提卜学校作为隶属于政府的公立职业学校，在教育部规定的普通课程之外，增加相关的宗教课程。1951年，政府首先在7个城市设立伊玛目—哈提卜学校。至1955年，设立伊玛目—哈提卜学校的城市增加为16个。1958年，伊玛目—哈提卜学校达到19所，在校学生3 476人，其中多数学生来自生活在城市棚户区的乡村移民家庭。与此同时，宗教出版物明显增加，去清真寺做礼拜的人越来越多，用阿拉伯语撰写的经文随处可见。宰牲节期间前往麦加朝觐的人数也呈上升趋势，1950年的朝觐者达到9 000人之多，众多新闻媒体派出记者对朝觐过程予以追踪报道。身穿穆斯林传统服饰的土耳其人开始出现在公共场所，特别是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妇女披戴面纱，挑战着凯末尔时代世俗主义的清规戒律。
1950年大选构成土耳其共和国政治生活的重要转折点，政治参与由城市民众延伸到乡村社会，世俗主义的削弱抑或非世俗化的倾向则是乡村社会政治参与的逻辑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执政的共和人民党坚持世俗主义的政治原则，民主党也反对改变国家政治生活的世俗基础。1950年民主党执政以后，在沿袭共和人民党的世俗主义原则和捍卫国家政权世俗性质的同时，实行相对宽容的宗教政策，扩大宗教教育，增设宗教课程，兴办宗教学校，政府拨款修缮原有的清真寺和建造新的清真寺，恢复阿拉伯语作为清真寺的宣礼语言，电台播放阿拉伯语诵读的《古兰经》经文，允许穆斯林妇女披戴宗教头饰，鼓励私人基金赞助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开放苏非派圣徒陵墓。1950—1960年民主党执政的10年间，政府财政预算中的宗教经费从300万里拉增至4 000万里拉。1957年议会选举期间，民主党声称执政7年中新建清真寺1.5万处，承诺将使伊斯坦布尔成为第二个麦加，使清真寺的宣礼塔像工厂的烟囱一样林立，同时指责共和人民党奉行的世俗化政策侵犯民众的宗教自由和背离伊斯兰教的信仰。1960年，土耳其全国共有清真寺7.5万座，仅伊斯坦布尔便有清真寺1 800座之多，其中1950—1960年间新建清真寺1.5万座，平均每天新建清真寺4座。随着清真寺数量的增多，宗教学者的数量也呈上升的趋势。 ↑返回顶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作为极权政治时代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逻辑结果，绝对主义的政治模式逐渐衰落，民主化进程随之启动。建立在多党制基础之上的选举政治和议会政治，构成土耳其共和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外在形式。在多党制议会选举的历史条件下，诸多政党极力争取宗教群体的选票支持，甚至不惜鼓励民众的宗教情绪，以求增加各自的竞选砝码，导致土耳其政治领域的非世俗化倾向，现代伊斯兰主义随之登上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舞台。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暗流涌动，标志着民众政治参与的进一步扩大。伊斯兰文化的复兴与伊斯兰政治的实践，既是伊斯兰主义运动的两个阶段，也构成伊斯兰主义运动的两大层面。
1945—1960年，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主要表现为文化的复兴。
凯末尔时代，世俗化的改革举措主要局限于城市的范围，乡村依旧保留伊斯兰教的浓厚色彩，是为伊斯兰主义得以登上土耳其历史舞台的社会基础。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政府试图在乡村推广世俗教育，进而取代传统的伊斯兰教育，但成效并不明显，在全部4万个自然村中，只有约5 000个自然村设立世俗学校，且规模甚小，附属于清真寺的传统宗教学校依然构成乡村教育的基本形式。根据1940年的官方统计，在全部1 780万国民中，文盲约占80%，包括城市40%的学龄儿童和乡村78%的学龄儿童。超过80%的人口生活在乡村约4万个村落，其中3.1万个村落没有正规学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共和人民党政府逐渐放松对于宗教活动的限制。1946年和1947年，来自伊斯坦布尔的议员哈姆杜拉·苏非·坦里奥沃尔和来自布尔萨的议员巴哈·帕尔斯先后向大国民议会和共和人民党大会建议在公立世俗学校开设宗教课程，旨在抵御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引发大国民议会及共和人民党内部的激烈争论，土耳其政坛开始出现伊斯兰主义的呼声。
1945—1950年间，在多党制的政治框架下，24个政党相继登上土耳其的政治舞台，其中约1/3的政党在其政治纲领中提及伊斯兰教的主题，呼吁建立伊斯兰世界联盟，强调保护伊斯兰文化，倡导伊斯兰教价值观，促进伊斯兰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自1949年起，宗教学校在中断25年后逐渐恢复，安卡拉大学设立伊斯兰经学院，旨在培养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伊玛目—哈提卜学校（Imam Hatip school）在全国各地陆续建立，包括小学和中学在内的普通世俗学校获准开设宗教课程，使用官方审定的宗教教材。伊玛目—哈提卜学校作为隶属于政府的公立职业学校，在教育部规定的普通课程之外，增加相关的宗教课程。1951年，政府首先在7个城市设立伊玛目—哈提卜学校。至1955年，设立伊玛目—哈提卜学校的城市增加为16个。1958年，伊玛目—哈提卜学校达到19所，在校学生3 476人，其中多数学生来自生活在城市棚户区的乡村移民家庭。与此同时，宗教出版物明显增加，去清真寺做礼拜的人越来越多，用阿拉伯语撰写的经文随处可见。宰牲节期间前往麦加朝觐的人数也呈上升趋势，1950年的朝觐者达到9 000人之多，众多新闻媒体派出记者对朝觐过程予以追踪报道。身穿穆斯林传统服饰的土耳其人开始出现在公共场所，特别是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妇女披戴面纱，挑战着凯末尔时代世俗主义的清规戒律。
1950年大选构成土耳其共和国政治生活的重要转折点，政治参与由城市民众延伸到乡村社会，世俗主义的削弱抑或非世俗化的倾向则是乡村社会政治参与的逻辑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执政的共和人民党坚持世俗主义的政治原则，民主党也反对改变国家政治生活的世俗基础。1950年民主党执政以后，在沿袭共和人民党的世俗主义原则和捍卫国家政权世俗性质的同时，实行相对宽容的宗教政策，扩大宗教教育，增设宗教课程，兴办宗教学校，政府拨款修缮原有的清真寺和建造新的清真寺，恢复阿拉伯语作为清真寺的宣礼语言，电台播放阿拉伯语诵读的《古兰经》经文，允许穆斯林妇女披戴宗教头饰，鼓励私人基金赞助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开放苏非派圣徒陵墓。1950—1960年民主党执政的10年间，政府财政预算中的宗教经费从300万里拉增至4 000万里拉。1957年议会选举期间，民主党声称执政7年中新建清真寺1.5万处，承诺将使伊斯坦布尔成为第二个麦加，使清真寺的宣礼塔像工厂的烟囱一样林立，同时指责共和人民党奉行的世俗化政策侵犯民众的宗教自由和背离伊斯兰教的信仰。1960年，土耳其全国共有清真寺7.5万座，仅伊斯坦布尔便有清真寺1 800座之多，其中1950—1960年间新建清真寺1.5万座，平均每天新建清真寺4座。随着清真寺数量的增多，宗教学者的数量也呈上升的趋势。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