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章（1 / 2）
[7] Geyikdag， M. Y.， Politial Parties in Turkey， p.98.
[8] 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535页。
[9] Schick， I. C. ＆ Tonak， E. A.， Turkey in Transition， p.229.
[10] 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535页。
[11] Rubin， B.， 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 London 2002， p.27.
[12] Balkan， N.， The Politics of Permanent Crisis： Class， Ideology and State in Turkey， New York 2002， p.107.
[13] Toprak， B.， Islam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urkey， Leiden 1981， pp.118-119.
[14] Ahmed， F.， The Making of Modern Turkey， London 1993， p.161.
[15] Heper， M. ＆ Evin， A.， State， Democrary and the Military： Turkey in the 1980's， New York 1988， p.129.
第十五章 民主制框架下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消长
一、1980年军事政变与1982年宪法
第二共和国阶段，土耳其政治生活的明显特征在于长期以多党联合政府作为施政主体，20世纪60年代相继经历4届多党联合政府，70年代则始终延续联合政府执政的政治局面，内阁更迭频繁，政治局势依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共和人民党尽管在1973年和1977年大选中连续胜出，成为大国民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却无法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议会多数席位。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后期，土耳其国内经济形势日趋恶化。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年增长率，1975年为8%，1976年下降为7.7%，1977年下降为4%，1978年下降为3%，1979年下降为负0.3%，1980年下降为负0.7%。1977年，失业率为15%；1980年，失业率上升为20%。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逐年上升，1976年为16%，1977年为24%，1978年为44%，1979年为60%。1980年，安卡拉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40%。政府实行紧缩货币政策，试图控制物价，引发黑市交易泛滥。
经济形势的恶化导致社会局势的动荡，来自左翼和右翼激进组织的政治暴力呈上升趋势，校园政治和街头政治泛滥。1977年，230人死于政治暴力。1978—1979年，2 500人死于政治暴力。1980年1—8月，2 000人死于政治暴力。另据资料统计，1975—1980年，超过5 000人死于政治暴力。1980年夏，政治暴力事件日均超过20起。1980年9月，49个激进左翼组织卷入政治暴力活动。1978年，安卡拉大学的学生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 Öcalan，1948— ）创建库尔德工人党（Kurdistan Workers’ Party，PKK），试图在土耳其东南部建立社会主义的库尔德人国家，由此形成了新的政治暴力漩涡。埃杰维特和德米雷尔领导的文官政府既无力扭转日趋恶化的经济形势，也在日益蔓延的政治暴力面前束手无策，整个社会濒临失控状态的边缘。
经济形势的恶化无疑是政治暴力泛滥的根源，而政治暴力的泛滥则导致军方的政治介入。1979年夏，军方开始筹划接管政府。同年12月，军方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会议，决定向文官政府递交最后通牒。1980年9月，军方继1960年和1971年两次军事政变之后第三次接管国家政权，解散大国民议会和内阁政府，取缔政党，解散工会组织“革命者工会联盟”和“民族主义者工会联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正义党主席德米雷尔和共和人民党主席埃切维特以及诸多政府要员遭到军方软禁，救国党主席埃尔巴坎被指控危害世俗主义原则，民族行动党主席图尔克斯则被指控煽动内战，约240名政治家被剥夺5—10年的从政权利。军方指控诸多政党试图分裂国家和制造纠纷，指控工会组织煽动政治性罢工活动和破坏经济秩序。土耳其共和国自1923年诞生以来首次出现排斥政党的政治局面，大学和新闻媒体受到军方的严格监控，学生和教师被禁止参加政治组织和从事政治活动，多家杂志和报纸遭到查封。随后，总参谋长科南·埃夫伦（Kenan Evren，1917— ）出任国家元首，军人控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军方任命27人组成新内阁，负责执行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政策，退役将领布伦特·乌鲁苏（Bülend Ulusu，1923— ）出任内阁总理，组成非政党性的技术官僚和学者型政府。军方主导的国家机构沿袭苏莱曼·德米雷尔时期的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致力于政治秩序的重建，强化控制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禁止工人罢工，排斥和遏制左翼政治派别和极端右翼势力民族行动党。
布伦特·乌鲁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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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535页。
[9] Schick， I. C. ＆ Tonak， E. A.， Turkey in Transition， p.229.
[10] 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535页。
[11] Rubin， B.， 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 London 2002， p.27.
[12] Balkan， N.， The Politics of Permanent Crisis： Class， Ideology and State in Turkey， New York 2002， p.107.
[13] Toprak， B.， Islam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urkey， Leiden 1981， pp.118-119.
[14] Ahmed， F.， The Making of Modern Turkey， London 1993， p.161.
[15] Heper， M. ＆ Evin， A.， State， Democrary and the Military： Turkey in the 1980's， New York 1988， p.129.
第十五章 民主制框架下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消长
一、1980年军事政变与1982年宪法
第二共和国阶段，土耳其政治生活的明显特征在于长期以多党联合政府作为施政主体，20世纪60年代相继经历4届多党联合政府，70年代则始终延续联合政府执政的政治局面，内阁更迭频繁，政治局势依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共和人民党尽管在1973年和1977年大选中连续胜出，成为大国民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却无法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议会多数席位。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后期，土耳其国内经济形势日趋恶化。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年增长率，1975年为8%，1976年下降为7.7%，1977年下降为4%，1978年下降为3%，1979年下降为负0.3%，1980年下降为负0.7%。1977年，失业率为15%；1980年，失业率上升为20%。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逐年上升，1976年为16%，1977年为24%，1978年为44%，1979年为60%。1980年，安卡拉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40%。政府实行紧缩货币政策，试图控制物价，引发黑市交易泛滥。
经济形势的恶化导致社会局势的动荡，来自左翼和右翼激进组织的政治暴力呈上升趋势，校园政治和街头政治泛滥。1977年，230人死于政治暴力。1978—1979年，2 500人死于政治暴力。1980年1—8月，2 000人死于政治暴力。另据资料统计，1975—1980年，超过5 000人死于政治暴力。1980年夏，政治暴力事件日均超过20起。1980年9月，49个激进左翼组织卷入政治暴力活动。1978年，安卡拉大学的学生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 Öcalan，1948— ）创建库尔德工人党（Kurdistan Workers’ Party，PKK），试图在土耳其东南部建立社会主义的库尔德人国家，由此形成了新的政治暴力漩涡。埃杰维特和德米雷尔领导的文官政府既无力扭转日趋恶化的经济形势，也在日益蔓延的政治暴力面前束手无策，整个社会濒临失控状态的边缘。
经济形势的恶化无疑是政治暴力泛滥的根源，而政治暴力的泛滥则导致军方的政治介入。1979年夏，军方开始筹划接管政府。同年12月，军方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会议，决定向文官政府递交最后通牒。1980年9月，军方继1960年和1971年两次军事政变之后第三次接管国家政权，解散大国民议会和内阁政府，取缔政党，解散工会组织“革命者工会联盟”和“民族主义者工会联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正义党主席德米雷尔和共和人民党主席埃切维特以及诸多政府要员遭到军方软禁，救国党主席埃尔巴坎被指控危害世俗主义原则，民族行动党主席图尔克斯则被指控煽动内战，约240名政治家被剥夺5—10年的从政权利。军方指控诸多政党试图分裂国家和制造纠纷，指控工会组织煽动政治性罢工活动和破坏经济秩序。土耳其共和国自1923年诞生以来首次出现排斥政党的政治局面，大学和新闻媒体受到军方的严格监控，学生和教师被禁止参加政治组织和从事政治活动，多家杂志和报纸遭到查封。随后，总参谋长科南·埃夫伦（Kenan Evren，1917— ）出任国家元首，军人控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军方任命27人组成新内阁，负责执行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政策，退役将领布伦特·乌鲁苏（Bülend Ulusu，1923— ）出任内阁总理，组成非政党性的技术官僚和学者型政府。军方主导的国家机构沿袭苏莱曼·德米雷尔时期的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致力于政治秩序的重建，强化控制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禁止工人罢工，排斥和遏制左翼政治派别和极端右翼势力民族行动党。
布伦特·乌鲁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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