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章（1 / 1）
长期以来，军方不仅是国家安全的保卫者，而且在土耳其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在理论和法理上，1923年宪法规定了军人与政治分离的法律原则，军人当选议员者必须辞去军职；其后的相关法律规定，军人不得具有政党身份，不得加入政治组织，不得参与集会示威。另一方面，相关法律规定，军人的职责是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保卫土耳其领土和保卫土耳其共和国，进而延伸为军人是凯末尔主义作为共和国基石的捍卫者。文官政府与军方的博弈，构成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鲜明特征。1960年、1971年和1980年的3次军事政变，以及1997年向文官政府施加压力进而迫使埃尔巴坎辞去总理职务，显示出军方干预的政治倾向。
土耳其军方发动的政变缘起于不同的政治环境，针对不同的政治危机。1960年军方政变的背景是，执政党民主党与反对党共和人民党矛盾激化，执政党日趋独裁，进而丧失民主政治的合法性。然而，1960年军方政变后颁布的宪法即1961年宪法，试图在尚不成熟的条件下构建过度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超越了土耳其民主化政治进程的历史阶段，引发民主化的负面影响，极端政治势力膨胀，政治暴力蔓延，民选政府无力掌控，政局失控，经济形势由于社会动荡而趋于恶化，民主政治的收缩和政治秩序的重建成为实现社会稳定的条件。1971年和1980年的两次军方政变，无疑构成重建政治秩序和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历史环节。1980年军方政变后颁布的宪法即1982年宪法，旨在压缩民众参与的政治空间，进而强化社会秩序的稳定和避免经济形势的恶化。
在中东现代化进程中产生政治影响的新军人抑或所谓的青年军官组织，是新兴阶层特别是中产阶级的代言人，试图从传统地主贵族手中夺取权力，进而改造传统经济社会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诸多中东国家均经历了军人政治的发展阶段，普遍表现为威权统治的国家模式，而土耳其1960年、1971年和1980年3次军事政变以及由此形成的所谓军人政治则独具特色，可谓推动民主化进程的良性元素和积极因素。军人政治并非表现为新兴阶层与传统贵族的对立，而是表现为新兴阶层内部的博弈和角逐，军人俨然是凌驾于社会之上、驾驭社会和遏制矛盾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土耳其军方似乎无意建立威权政治，只是在文官政府陷于政治危机的关头充当国家秩序的捍卫者。因此，土耳其的军人政治并未成为民主化进程的逆向因素，俨然是民主化进程的保驾护航者。
土耳其军方的特权地位，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宪法监护委员会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均与民选政府处于平行的状态，进而形成国家政治体制的二元色彩。不同之处在于，伊朗的宪法监护委员会象征宗教政治，民选政府具有相对世俗的政治色彩，而土耳其的军方持世俗主义的意识形态，民选政府具有宗教色彩。
世纪之交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消长，标志着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文化从凯末尔主义的单一形态逐渐转化为伊斯兰主义色彩的多元形态，土耳其人的公民属性随之从土耳其民族的单一属性逐渐演变为土耳其族和库尔德族的二元民族属性。另一方面，在所谓的伊斯兰主义与凯末尔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的背后，是文官政府与军方之间的政治博弈，而捍卫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原则和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军方干预政治和维护自身特权地位的合法性来源。军方以凯末尔主义的捍卫者自居，持保守的政治立场。伴随着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消长，军方的政治影响力逐渐削弱，多党制基础上的民选文官政府逐渐主导政治舞台。与此同时，军人政治与文官政治的二元倾向逐渐淡出，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之间的界限逐渐淡化，民主政治进入新的阶段。
1997年军方的所谓温柔干预以及宪法法院于1998年取缔繁荣党和2001年取缔贤德党，未能遏制土耳其政坛的伊斯兰主义浪潮。作为凯末尔主义和世俗国家代言人的军方，指责伊斯兰主义是威胁土耳其安全的头号敌人。然而，正义与发展党在2002年大选中的胜出，与军方的指责形成鲜明的对比，也折射出军方意志与民众意志的悖论倾向。另一方面，世俗反对派和军方的指责，印证了正义与发展党的伊斯兰主义属性。正义与发展党在2002年大选中的胜出，可谓对凯末尔主义之世俗主义政治原则的最大挑战。军方在土耳其政坛扮演着凯末尔主义和世俗政治捍卫者的角色，是具有浓厚伊斯兰主义色彩的正义与发展党的首要政治对手。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的博弈，体现为正义与发展党内阁与军方之间的权力角逐。削弱军方的政治影响力，则是正义与发展党内阁所致力的主要目标之一。
正义与发展党与军方之间的关系，2002年年底至2006年年底，处于有限冲突的状态。在此期间任职的总参谋长希勒米·奥茨柯克作为军方的核心人物，对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持相对温和的立场，与雷赛普·埃尔多安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被雷赛普·埃尔多安称作“我的老师”，军方上层也表现温和。2002年11月4日，在正义与发展党在大选中胜出的第二天，希勒米·奥茨柯克发表声明，表示军方接受人民的选择和大选的结果，尊重人民的意愿和新政府的权威。尽管如此，以奥茨柯克为首的军方在一些关键的政策上多次与政府发生分歧。2002年年底，政府着手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接受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提出的在塞浦路斯实行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分治的联邦共和制，撤走驻军3万人，遭到军方的强烈反对。2003年1月，陆军司令奥伊塔克·雅尔曼视察所谓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宣布联合国的塞浦路斯方案是不可接受的。2003年8月，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图恩切尔·基里尼克持强硬立场，批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自由化改革。2004年8月，陆军司令奥伊塔克·雅尔曼和宪兵司令赛尼尔·埃鲁古尔因蔑视总参谋长的温和立场而被解除职务。2005年8月驻守伊斯坦布尔的第一军团司令胡尔希特·托伦被解除职务。 ↑返回顶部↑
土耳其军方发动的政变缘起于不同的政治环境，针对不同的政治危机。1960年军方政变的背景是，执政党民主党与反对党共和人民党矛盾激化，执政党日趋独裁，进而丧失民主政治的合法性。然而，1960年军方政变后颁布的宪法即1961年宪法，试图在尚不成熟的条件下构建过度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超越了土耳其民主化政治进程的历史阶段，引发民主化的负面影响，极端政治势力膨胀，政治暴力蔓延，民选政府无力掌控，政局失控，经济形势由于社会动荡而趋于恶化，民主政治的收缩和政治秩序的重建成为实现社会稳定的条件。1971年和1980年的两次军方政变，无疑构成重建政治秩序和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历史环节。1980年军方政变后颁布的宪法即1982年宪法，旨在压缩民众参与的政治空间，进而强化社会秩序的稳定和避免经济形势的恶化。
在中东现代化进程中产生政治影响的新军人抑或所谓的青年军官组织，是新兴阶层特别是中产阶级的代言人，试图从传统地主贵族手中夺取权力，进而改造传统经济社会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诸多中东国家均经历了军人政治的发展阶段，普遍表现为威权统治的国家模式，而土耳其1960年、1971年和1980年3次军事政变以及由此形成的所谓军人政治则独具特色，可谓推动民主化进程的良性元素和积极因素。军人政治并非表现为新兴阶层与传统贵族的对立，而是表现为新兴阶层内部的博弈和角逐，军人俨然是凌驾于社会之上、驾驭社会和遏制矛盾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土耳其军方似乎无意建立威权政治，只是在文官政府陷于政治危机的关头充当国家秩序的捍卫者。因此，土耳其的军人政治并未成为民主化进程的逆向因素，俨然是民主化进程的保驾护航者。
土耳其军方的特权地位，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宪法监护委员会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均与民选政府处于平行的状态，进而形成国家政治体制的二元色彩。不同之处在于，伊朗的宪法监护委员会象征宗教政治，民选政府具有相对世俗的政治色彩，而土耳其的军方持世俗主义的意识形态，民选政府具有宗教色彩。
世纪之交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消长，标志着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文化从凯末尔主义的单一形态逐渐转化为伊斯兰主义色彩的多元形态，土耳其人的公民属性随之从土耳其民族的单一属性逐渐演变为土耳其族和库尔德族的二元民族属性。另一方面，在所谓的伊斯兰主义与凯末尔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的背后，是文官政府与军方之间的政治博弈，而捍卫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原则和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军方干预政治和维护自身特权地位的合法性来源。军方以凯末尔主义的捍卫者自居，持保守的政治立场。伴随着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消长，军方的政治影响力逐渐削弱，多党制基础上的民选文官政府逐渐主导政治舞台。与此同时，军人政治与文官政治的二元倾向逐渐淡出，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之间的界限逐渐淡化，民主政治进入新的阶段。
1997年军方的所谓温柔干预以及宪法法院于1998年取缔繁荣党和2001年取缔贤德党，未能遏制土耳其政坛的伊斯兰主义浪潮。作为凯末尔主义和世俗国家代言人的军方，指责伊斯兰主义是威胁土耳其安全的头号敌人。然而，正义与发展党在2002年大选中的胜出，与军方的指责形成鲜明的对比，也折射出军方意志与民众意志的悖论倾向。另一方面，世俗反对派和军方的指责，印证了正义与发展党的伊斯兰主义属性。正义与发展党在2002年大选中的胜出，可谓对凯末尔主义之世俗主义政治原则的最大挑战。军方在土耳其政坛扮演着凯末尔主义和世俗政治捍卫者的角色，是具有浓厚伊斯兰主义色彩的正义与发展党的首要政治对手。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的博弈，体现为正义与发展党内阁与军方之间的权力角逐。削弱军方的政治影响力，则是正义与发展党内阁所致力的主要目标之一。
正义与发展党与军方之间的关系，2002年年底至2006年年底，处于有限冲突的状态。在此期间任职的总参谋长希勒米·奥茨柯克作为军方的核心人物，对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持相对温和的立场，与雷赛普·埃尔多安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被雷赛普·埃尔多安称作“我的老师”，军方上层也表现温和。2002年11月4日，在正义与发展党在大选中胜出的第二天，希勒米·奥茨柯克发表声明，表示军方接受人民的选择和大选的结果，尊重人民的意愿和新政府的权威。尽管如此，以奥茨柯克为首的军方在一些关键的政策上多次与政府发生分歧。2002年年底，政府着手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接受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提出的在塞浦路斯实行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分治的联邦共和制，撤走驻军3万人，遭到军方的强烈反对。2003年1月，陆军司令奥伊塔克·雅尔曼视察所谓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宣布联合国的塞浦路斯方案是不可接受的。2003年8月，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图恩切尔·基里尼克持强硬立场，批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自由化改革。2004年8月，陆军司令奥伊塔克·雅尔曼和宪兵司令赛尼尔·埃鲁古尔因蔑视总参谋长的温和立场而被解除职务。2005年8月驻守伊斯坦布尔的第一军团司令胡尔希特·托伦被解除职务。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