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1 / 1）
绪论 拜占廷研究的发展
以下总结只能描述出一些主要的发展线索，涉及到一些更重要的个别作品和学者。关于拜占廷历史研究总体发展的深入调查可以在下列作品中找到：瓦西列夫斯基（V.G.Vasiljevskij）的《拜占廷史著作概述》、布莱赫尔（L.Brehier）的《17～20世纪拜占廷史研究的发展》、瓦西列夫（A.A.Vasiliev）的《拜占廷帝国史》、格蓝德（E.Gerland）的《从人文主义到目前的拜占廷史研究》和斯塔德特穆勒（G.Stadtmuller）的《东欧史》。关于个别国家或个别时期的拜占廷研究可参见：迪尔（Ch.Diehl）的《19世纪法国的拜占廷研究》和《1905年前的拜占廷史研究》，斯坦因（E.Stein）的《最近一百年的拜占廷历史科学》，卡枚利（G.Cammelli）的《意大利的拜占廷研究》，乌斯本斯基（F.Uspenskij）的《俄国拜占廷研究史诠释》和《拜占廷国家内政史研究的热点问题》，瓦尔登伯格（W.Waldenberg）的《俄罗斯研究》，索科洛夫（I.Sokolov）的《1914～1927年拜占廷研究的俄文作品》，沃纳德斯基（G.Vernadskij）的《1914年以来拜占廷研究作品综述》，布莱赫尔的《拜占廷史：1922～1926年的出版物》、《1926～1930年的出版物》、《1930～1934年的出版物》、《1935～1938年的出版物》、《拜占廷史：1939～1947年的出版物》、《拜占廷研究年鉴：1939～1948年国际书目》，道尔格（F.Dolger）和施奈德（A.M.Schneider）的《拜占廷》，该书叙述了1938～1950年间拜占廷史料和历史写作的进展。关于1939年以后的研究情况在许多国家的研究工作概述中均有涉及：莱贝德夫（N.S.Lebedev）的《1936～1946年苏联的拜占廷学》、格兰诺夫（B.Gorianov）的《苏联的拜占廷研究》、胡塞（J.M.Hussey）和拜奈斯（M.H.Baynes）的《1939～1945年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出版物的报告》、格拉巴尔（A.Grabar）的《1939～1945年间法国拜占廷学领域发展概述》和《1940～1945年间法国拜占廷学》、奥斯特洛格尔斯基（G.Ostrogorskij）的《1939～1945年南斯拉夫拜占廷研究发展报告》、索洛维夫（A.Soloviev）的《1937～1947年南斯拉夫的拜占廷学》、仁西曼（S.Runciman）的《1939～1945年土耳其的拜占廷研究》、保罗瓦（M.Paulova）的《1939～1945年被占领时期捷克斯洛伐克的拜占廷研究》、查兰尼斯（P.Charanis）的《战争期间美国的拜占廷研究及其未来发展》、安古埃洛夫（D.Anguelov）和迪米特洛夫（D.Dimitrov）的《1939～1949年间保加利亚拜占廷学领域出版物指南》、劳伦特（V.Laurent）的《1946～1949年间保加利亚的拜占廷研究》、莫拉维奇斯科（Gy.Moravcsik）的《1939～1945年匈牙利的拜占廷研究》、桂安尼（M.Gyoni）的《战争期间匈牙利的拜占廷研究》、埃利安（A.Elian）的《1939～1945年间罗马尼亚的拜占廷研究》、劳伦特（V.Laurent）的《1939～1946年间罗马尼亚的拜占廷研究》、恩斯林（W.Ensslin）的《1943～1947年间德国罗马拜占廷史研究综述》、劳伦特（V.Laurent）和达莱乔（E.Daleggio）的《1940～1948年间希腊的拜占廷研究》、托平（P.W.Topping）的《1940～1946年间希腊的历史研究》。
拜占廷研究的学术探究兴趣始于对古典世界的兴趣。通向古希腊的道路也延续到拜占廷帝国，因为古典遗产正是在拜占廷帝国得到了保护，文艺复兴时代的西方因此得以找到满足其急于了解更多希腊文化愿望的途径。一旦学者们逐渐对整理希腊手抄本和编辑注释古典文本兴趣大增，他们就不由得转向拜占廷史料来源，也正是研究拜占廷的学者，如曼努埃尔·赫里索罗拉斯（Manuel Chrysoloras）、约翰·阿吉罗布鲁斯（John Argyropulus）和贝萨隆（Bessarion）在西方肇始了希腊哲学研究。从一开始，拜占廷帝国在西方就被认为是发现古典世界宝藏的仓库，西方人对持基督教分裂教义的拜占廷帝国本身没有什么兴趣。随着希腊语言在更广泛范围的传播，旅行者更频繁地参观访问拜占廷古老文化的中心，人们更多地通过拜占廷历史的解释者阅读古典文献，这一切都为真正致力于拜占廷帝国本身的研究铺平了道路。而且，由于拜占廷历史尚未占有其应有的地位，因此，人们常常不对古典作家和拜占廷作家做任何区分，古典文本的编辑中有时包括拜占廷作品。
第一位将拜占廷历史当作一门独立的历史并认识到其独特性的学者是梅兰西顿（Melanchton）的学生赫罗尼姆斯·沃尔夫（Hieronymus Wolf，1516～1580年）。他是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的图书管理员和秘书，对拜占廷和古典作家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他在安东·富格尔（Anton Fugger）的帮助下，出版了约翰·左纳拉斯（John Zonaras）的《编年史》、尼西塔斯·侯尼亚迪斯（Nicetas Choniates）的《历史》和尼基弗鲁斯·格里高拉斯（Nicephorus Gre-goras）的《历史》。沃尔夫是第一位认为拜占廷历史应该占有自己独特位置的学者，他酝酿了出版《拜占廷史料大全》的思想。
沃尔夫的工作为其他学者所继续。新人文主义激发起研究精神，而在反对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斗争问题上的政治和教会利益、天主教统一运动和新教对反教皇的拜占廷帝国的同情也都进一步激发起研究的热潮。西方人文主义者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在不同地区、以不同方法推动进行拜占廷历史和法律的调查研究。这项工作的伟大先驱包括：在德国有沃尔夫的学生威尔海曼·赫尔兹曼（Wilhelm Holzmann）和大卫·赫施尔（David Hoeschel），还有杰出的法学家约翰尼斯·伦克拉维乌斯（Johannes Leunclavius）；在法国有博学的耶稣会士们如迪尼斯·比陶（Denis Petau）；在尼德兰有沃尔坎努斯（B.Vulcanius），特别是荷兰的约翰尼斯·缪尔修斯（Johannes Meursius）；在意大利有希腊东仪天主教会信徒如尼古拉斯·阿林曼努斯（Nicholas Ale-mannus）和利奥·阿拉提乌斯（Leo Allatius）。 ↑返回顶部↑
以下总结只能描述出一些主要的发展线索，涉及到一些更重要的个别作品和学者。关于拜占廷历史研究总体发展的深入调查可以在下列作品中找到：瓦西列夫斯基（V.G.Vasiljevskij）的《拜占廷史著作概述》、布莱赫尔（L.Brehier）的《17～20世纪拜占廷史研究的发展》、瓦西列夫（A.A.Vasiliev）的《拜占廷帝国史》、格蓝德（E.Gerland）的《从人文主义到目前的拜占廷史研究》和斯塔德特穆勒（G.Stadtmuller）的《东欧史》。关于个别国家或个别时期的拜占廷研究可参见：迪尔（Ch.Diehl）的《19世纪法国的拜占廷研究》和《1905年前的拜占廷史研究》，斯坦因（E.Stein）的《最近一百年的拜占廷历史科学》，卡枚利（G.Cammelli）的《意大利的拜占廷研究》，乌斯本斯基（F.Uspenskij）的《俄国拜占廷研究史诠释》和《拜占廷国家内政史研究的热点问题》，瓦尔登伯格（W.Waldenberg）的《俄罗斯研究》，索科洛夫（I.Sokolov）的《1914～1927年拜占廷研究的俄文作品》，沃纳德斯基（G.Vernadskij）的《1914年以来拜占廷研究作品综述》，布莱赫尔的《拜占廷史：1922～1926年的出版物》、《1926～1930年的出版物》、《1930～1934年的出版物》、《1935～1938年的出版物》、《拜占廷史：1939～1947年的出版物》、《拜占廷研究年鉴：1939～1948年国际书目》，道尔格（F.Dolger）和施奈德（A.M.Schneider）的《拜占廷》，该书叙述了1938～1950年间拜占廷史料和历史写作的进展。关于1939年以后的研究情况在许多国家的研究工作概述中均有涉及：莱贝德夫（N.S.Lebedev）的《1936～1946年苏联的拜占廷学》、格兰诺夫（B.Gorianov）的《苏联的拜占廷研究》、胡塞（J.M.Hussey）和拜奈斯（M.H.Baynes）的《1939～1945年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出版物的报告》、格拉巴尔（A.Grabar）的《1939～1945年间法国拜占廷学领域发展概述》和《1940～1945年间法国拜占廷学》、奥斯特洛格尔斯基（G.Ostrogorskij）的《1939～1945年南斯拉夫拜占廷研究发展报告》、索洛维夫（A.Soloviev）的《1937～1947年南斯拉夫的拜占廷学》、仁西曼（S.Runciman）的《1939～1945年土耳其的拜占廷研究》、保罗瓦（M.Paulova）的《1939～1945年被占领时期捷克斯洛伐克的拜占廷研究》、查兰尼斯（P.Charanis）的《战争期间美国的拜占廷研究及其未来发展》、安古埃洛夫（D.Anguelov）和迪米特洛夫（D.Dimitrov）的《1939～1949年间保加利亚拜占廷学领域出版物指南》、劳伦特（V.Laurent）的《1946～1949年间保加利亚的拜占廷研究》、莫拉维奇斯科（Gy.Moravcsik）的《1939～1945年匈牙利的拜占廷研究》、桂安尼（M.Gyoni）的《战争期间匈牙利的拜占廷研究》、埃利安（A.Elian）的《1939～1945年间罗马尼亚的拜占廷研究》、劳伦特（V.Laurent）的《1939～1946年间罗马尼亚的拜占廷研究》、恩斯林（W.Ensslin）的《1943～1947年间德国罗马拜占廷史研究综述》、劳伦特（V.Laurent）和达莱乔（E.Daleggio）的《1940～1948年间希腊的拜占廷研究》、托平（P.W.Topping）的《1940～1946年间希腊的历史研究》。
拜占廷研究的学术探究兴趣始于对古典世界的兴趣。通向古希腊的道路也延续到拜占廷帝国，因为古典遗产正是在拜占廷帝国得到了保护，文艺复兴时代的西方因此得以找到满足其急于了解更多希腊文化愿望的途径。一旦学者们逐渐对整理希腊手抄本和编辑注释古典文本兴趣大增，他们就不由得转向拜占廷史料来源，也正是研究拜占廷的学者，如曼努埃尔·赫里索罗拉斯（Manuel Chrysoloras）、约翰·阿吉罗布鲁斯（John Argyropulus）和贝萨隆（Bessarion）在西方肇始了希腊哲学研究。从一开始，拜占廷帝国在西方就被认为是发现古典世界宝藏的仓库，西方人对持基督教分裂教义的拜占廷帝国本身没有什么兴趣。随着希腊语言在更广泛范围的传播，旅行者更频繁地参观访问拜占廷古老文化的中心，人们更多地通过拜占廷历史的解释者阅读古典文献，这一切都为真正致力于拜占廷帝国本身的研究铺平了道路。而且，由于拜占廷历史尚未占有其应有的地位，因此，人们常常不对古典作家和拜占廷作家做任何区分，古典文本的编辑中有时包括拜占廷作品。
第一位将拜占廷历史当作一门独立的历史并认识到其独特性的学者是梅兰西顿（Melanchton）的学生赫罗尼姆斯·沃尔夫（Hieronymus Wolf，1516～1580年）。他是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的图书管理员和秘书，对拜占廷和古典作家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他在安东·富格尔（Anton Fugger）的帮助下，出版了约翰·左纳拉斯（John Zonaras）的《编年史》、尼西塔斯·侯尼亚迪斯（Nicetas Choniates）的《历史》和尼基弗鲁斯·格里高拉斯（Nicephorus Gre-goras）的《历史》。沃尔夫是第一位认为拜占廷历史应该占有自己独特位置的学者，他酝酿了出版《拜占廷史料大全》的思想。
沃尔夫的工作为其他学者所继续。新人文主义激发起研究精神，而在反对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斗争问题上的政治和教会利益、天主教统一运动和新教对反教皇的拜占廷帝国的同情也都进一步激发起研究的热潮。西方人文主义者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在不同地区、以不同方法推动进行拜占廷历史和法律的调查研究。这项工作的伟大先驱包括：在德国有沃尔夫的学生威尔海曼·赫尔兹曼（Wilhelm Holzmann）和大卫·赫施尔（David Hoeschel），还有杰出的法学家约翰尼斯·伦克拉维乌斯（Johannes Leunclavius）；在法国有博学的耶稣会士们如迪尼斯·比陶（Denis Petau）；在尼德兰有沃尔坎努斯（B.Vulcanius），特别是荷兰的约翰尼斯·缪尔修斯（Johannes Meursius）；在意大利有希腊东仪天主教会信徒如尼古拉斯·阿林曼努斯（Nicholas Ale-mannus）和利奥·阿拉提乌斯（Leo Allatius）。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