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1 / 1）
在最初阶段，拜占廷研究通常局限于编辑史料和将它们翻译为拉丁语，对拜占廷作家的选择多多少少带有随机性。学者们并没有关于可用材料的远大设想，也没有清晰地确定行动计划。开端并非轰轰烈烈，但同样是意义非凡。
正是在17世纪中期的法国，拜占廷研究真正开始兴盛起来。路易十三（Louis XIII，1610～1641年在位）时期的宫廷文化活动，特别是在路易十四（Louis XIV，1643～1715年在位）统治期间，拜占廷历史成了一个热点。编辑工作不再是偶然随意的事情，个别单独的努力被联合在统一精心策划的计划中，这有助于繁荣和充分利用严谨的学术中那些新鲜的不断发展的兴趣。在路易十四和柯尔贝特（Colbert，1619～1683年）的保护下，著名的卢浮宫出版机构开始出版伟大的拜占廷历史学家丛书。出版的第一部书是1645年问世的约翰六世的《历史》。1648年，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905～959年）的《法律选编》问世，在该书的前言中，拉贝发出呼吁，提出了出版拜占廷历史学家文献大全的计划，他强调拜占廷历史的重要性，提请各国学者们通力合作。此后10年，这项工作迅速发展，并第一次出现了类似于完整编辑拜占廷史料的丛书。这些作品后来以《威尼斯大全》的形式全部重印，而其中大部分作品也包括在《波恩大全》中，当然后者有所增加。
一些最杰出的法国学者对《巴黎大全》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例如耶稣会士腓力普·拉贝（Ph.Labbé，1607～1667年）和皮埃尔·普西奈斯（Pierre Poussines，1609～1686年）、多明我会士雅克·戈阿尔（Jacques Goar，1601～1653年）和弗郎索瓦·孔伯非斯（Francois Combefis，1605～16973年），还有杰出的耶稣会士查理·阿尼巴·法布罗特（Charkes Annibal Fab-rot，1580～1659年）。在法国之外，特别是在罗马，还有一些重要的合作者，例如卢卡斯·赫尔斯坦尼乌斯（Lucas Holstenius）和利奥·阿拉提乌斯。许多拜占廷作家的作品第一次以卢浮宫版本问世，一些已经为人们所了解的作品也得到重新编辑。因此，《巴黎大全》以其最好的文本和特别有用的注释脱颖而出，标志着拜占廷研究的重要进步。
除了《巴黎大全》外，在教会和法律研究领域也出现了诸多进展，就像拉贝的作品《宗教会议文献》（它成为后来哈杜因和曼西[1]编辑工作的基础）、戈阿尔那脍炙人口的希腊文《教会纸草文献集》、孔伯非斯编辑的教父作品和法布罗特编辑的《皇帝法典》。
最初，《巴黎大全》由戈阿尔和孔伯非斯专门负责，但是在该项工作发展进入高潮的1670年出现了卓越的人物杜康。查理·杜·弗伦即杜康先生（Du Cange，1610～1688年）是拜占廷历史研究真正的奠基人，同时也是拜占廷历史研究最伟大、最博学的学者。杜康编辑了约翰·辛纳穆斯的《历史》、约翰·左纳拉斯的《编年史》和著名的《复活节编年史》。他为这些著作和普西奈斯编辑的安娜·科穆宁娜以及尼基弗鲁斯·布林尼乌斯的作品添加了详细的注释。另外，杜康还以无与伦比的精力开创了课题范围广泛得令人惊讶的研究工作，不仅包括历史学，还涉及系谱学、地形学和古币学。直到今天，他的许多作品仍是拜占廷研究不可缺少的参考书，特别是其1657年撰写的《法兰西帝国时代的君士坦丁堡帝国史》、《注释图解拜占廷史》，后者是由地形学（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和统治家族谱谍学（拜占廷家族）两部分构成的大部头著作。但是，杜康最伟大的成就是他编纂的中世纪希腊语、拉丁语词典。其中《希腊铭文注释》[2]至今仍对拜占廷学者具有特殊的价值。目前，确实有其他字典可资使用，特别是索佛克利斯（E.A.Sophocles）的《辞海》[3]非常有用，但尽管如此，杜康的《希腊铭文注释》仍以其广泛参考原始资料和历史注释而一直成为研究拜占廷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杜康的工作由比其略微年轻的同时代学者所继续，如奠定了科学研究原始文献基础的让·马比永（Jean Mabillon，1632～1707年）和以《希腊古文书学》开创希腊古文书学的贝尔纳·德·蒙特福松（Bernard de Montfaucon，1655～1741年）。在他们之后有撰写《东方基督教》的多明我会士米歇尔·勒基安（Michel Lequien，1661～1733年），还有本笃会士、拉古萨人安塞尔莫·班杜利（Anselmo Banduri，1670～1743年），他编辑的《东方帝国》包括了重要的地形学和考古学材料。
17世纪对拜占廷帝国的兴趣产生了重要的成果，特别是在法国。但是，拜占廷研究在18世纪遭到了最严重的挫折。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时代强调其“理性”、哲学思想和宗教怀疑论，轻蔑地看待整个中世纪史，对思想保守笃信宗教的拜占廷帝国特别蔑视，认为其历史不过是“一堆毫无价值的巧言丽辞和幻象神迹的堆积”（伏尔泰语Voltaire），是“连篇累牍的反叛、起义和阴谋诡计”（孟德斯鸠Montesquieu），或者说的好些，是罗马光荣历史的悲剧性尾声。因此，查理·勒伯（Charles Lebeau）在其《拜占廷帝国史》（巴黎1757～1786年版）中写到，拜占廷历史只不过是罗马帝国千年衰败的历史，而爱德华·吉朋（Edward Gibbon，1737～1794年）在其《罗马帝国衰亡史》（伦敦1776～1788年版）中宣称，他的作品就是一部描述“蛮族和宗教的胜利”的作品。 ↑返回顶部↑
正是在17世纪中期的法国，拜占廷研究真正开始兴盛起来。路易十三（Louis XIII，1610～1641年在位）时期的宫廷文化活动，特别是在路易十四（Louis XIV，1643～1715年在位）统治期间，拜占廷历史成了一个热点。编辑工作不再是偶然随意的事情，个别单独的努力被联合在统一精心策划的计划中，这有助于繁荣和充分利用严谨的学术中那些新鲜的不断发展的兴趣。在路易十四和柯尔贝特（Colbert，1619～1683年）的保护下，著名的卢浮宫出版机构开始出版伟大的拜占廷历史学家丛书。出版的第一部书是1645年问世的约翰六世的《历史》。1648年，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905～959年）的《法律选编》问世，在该书的前言中，拉贝发出呼吁，提出了出版拜占廷历史学家文献大全的计划，他强调拜占廷历史的重要性，提请各国学者们通力合作。此后10年，这项工作迅速发展，并第一次出现了类似于完整编辑拜占廷史料的丛书。这些作品后来以《威尼斯大全》的形式全部重印，而其中大部分作品也包括在《波恩大全》中，当然后者有所增加。
一些最杰出的法国学者对《巴黎大全》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例如耶稣会士腓力普·拉贝（Ph.Labbé，1607～1667年）和皮埃尔·普西奈斯（Pierre Poussines，1609～1686年）、多明我会士雅克·戈阿尔（Jacques Goar，1601～1653年）和弗郎索瓦·孔伯非斯（Francois Combefis，1605～16973年），还有杰出的耶稣会士查理·阿尼巴·法布罗特（Charkes Annibal Fab-rot，1580～1659年）。在法国之外，特别是在罗马，还有一些重要的合作者，例如卢卡斯·赫尔斯坦尼乌斯（Lucas Holstenius）和利奥·阿拉提乌斯。许多拜占廷作家的作品第一次以卢浮宫版本问世，一些已经为人们所了解的作品也得到重新编辑。因此，《巴黎大全》以其最好的文本和特别有用的注释脱颖而出，标志着拜占廷研究的重要进步。
除了《巴黎大全》外，在教会和法律研究领域也出现了诸多进展，就像拉贝的作品《宗教会议文献》（它成为后来哈杜因和曼西[1]编辑工作的基础）、戈阿尔那脍炙人口的希腊文《教会纸草文献集》、孔伯非斯编辑的教父作品和法布罗特编辑的《皇帝法典》。
最初，《巴黎大全》由戈阿尔和孔伯非斯专门负责，但是在该项工作发展进入高潮的1670年出现了卓越的人物杜康。查理·杜·弗伦即杜康先生（Du Cange，1610～1688年）是拜占廷历史研究真正的奠基人，同时也是拜占廷历史研究最伟大、最博学的学者。杜康编辑了约翰·辛纳穆斯的《历史》、约翰·左纳拉斯的《编年史》和著名的《复活节编年史》。他为这些著作和普西奈斯编辑的安娜·科穆宁娜以及尼基弗鲁斯·布林尼乌斯的作品添加了详细的注释。另外，杜康还以无与伦比的精力开创了课题范围广泛得令人惊讶的研究工作，不仅包括历史学，还涉及系谱学、地形学和古币学。直到今天，他的许多作品仍是拜占廷研究不可缺少的参考书，特别是其1657年撰写的《法兰西帝国时代的君士坦丁堡帝国史》、《注释图解拜占廷史》，后者是由地形学（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和统治家族谱谍学（拜占廷家族）两部分构成的大部头著作。但是，杜康最伟大的成就是他编纂的中世纪希腊语、拉丁语词典。其中《希腊铭文注释》[2]至今仍对拜占廷学者具有特殊的价值。目前，确实有其他字典可资使用，特别是索佛克利斯（E.A.Sophocles）的《辞海》[3]非常有用，但尽管如此，杜康的《希腊铭文注释》仍以其广泛参考原始资料和历史注释而一直成为研究拜占廷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杜康的工作由比其略微年轻的同时代学者所继续，如奠定了科学研究原始文献基础的让·马比永（Jean Mabillon，1632～1707年）和以《希腊古文书学》开创希腊古文书学的贝尔纳·德·蒙特福松（Bernard de Montfaucon，1655～1741年）。在他们之后有撰写《东方基督教》的多明我会士米歇尔·勒基安（Michel Lequien，1661～1733年），还有本笃会士、拉古萨人安塞尔莫·班杜利（Anselmo Banduri，1670～1743年），他编辑的《东方帝国》包括了重要的地形学和考古学材料。
17世纪对拜占廷帝国的兴趣产生了重要的成果，特别是在法国。但是，拜占廷研究在18世纪遭到了最严重的挫折。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时代强调其“理性”、哲学思想和宗教怀疑论，轻蔑地看待整个中世纪史，对思想保守笃信宗教的拜占廷帝国特别蔑视，认为其历史不过是“一堆毫无价值的巧言丽辞和幻象神迹的堆积”（伏尔泰语Voltaire），是“连篇累牍的反叛、起义和阴谋诡计”（孟德斯鸠Montesquieu），或者说的好些，是罗马光荣历史的悲剧性尾声。因此，查理·勒伯（Charles Lebeau）在其《拜占廷帝国史》（巴黎1757～1786年版）中写到，拜占廷历史只不过是罗马帝国千年衰败的历史，而爱德华·吉朋（Edward Gibbon，1737～1794年）在其《罗马帝国衰亡史》（伦敦1776～1788年版）中宣称，他的作品就是一部描述“蛮族和宗教的胜利”的作品。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