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1 / 1）
今天，我们没有必要强调勒伯和吉朋看法的不妥当，拜占廷学者没有必要证明其课题的合理性，更没有必要愤怒地驳斥吉朋的意见。勒伯和吉朋的鸿篇巨帙已经不再激起如此强烈的感情，人们可以在平和的气氛中评价其缺欠和其伟大的历史价值。因为勒伯和吉朋都是天才的历史学家，当然吉朋更伟大一些，他们的作品尽管存在某些不足，但仍然以其提供的史料而位列前茅。就是为了了解它们的不足，这些作品也值得一读，因为19世纪的拜占廷学者的作品大多偏重哲学和历史学的表述。另外，布瑞（J.B.Bury，1861～1927年）对吉朋名著的编辑（1897～1900年版）具有特殊的价值，因为编辑者增添了学术性注释和附录。
吉朋对其命题有力的阐释对学者们产生了强烈的震慑性影响，使拜占廷研究的热情被抑制了近一个世纪。甚至到今天，对拜占廷帝国宗教发展的研究仍然经常采用吉朋的理论。但是，拜占廷研究并未完全终结。法布里西乌斯（J.A.Fabricius）的《希腊著述书目》对拜占廷文献史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工具书（14卷，汉堡1705～1728年版，新版为12卷，1790～1809年版）。人们幸运地发现《论礼仪》的莱比锡版本，约翰·雅各布·雷斯克（John Ja-cob Reiske，1716～1774年）还为其做了注释，毫无疑问这堪称拜占廷研究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当然它带有时代的特征。这个杰出的希腊语和阿拉伯语学者的注释在数十年里一直没有被编辑出来。哈斯（K.B.Hase）对执事利奥作品的编辑于1819年终结了拜占廷历史家《巴黎大全》的工作，并进一步激发了拜占廷研究。此后不久，尼布赫（Niebuhr）于1828年奠定了波恩出版的《拜占廷历史文献大全》的基石，他编辑了阿嘎塞阿斯（Agathias，532～580年）的作品。像尼布赫这样一个既无偏见又无轻视思想的人竟能使拜占廷帝国的历史意义得到明确。《波恩大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巴黎大全》的重印丛书，但它还是一部更加便利更加完整的丛书，其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
同时，在拜占廷历史的写作方面也取得了进展。拜伦的朋友、希腊文化爱好者乔治·范莱（George Finlay，1799～1875年）在其涉猎广泛的希腊史中特别强调拜占廷时代。其作品是7卷本的《从征服到当前时代的希腊史》（伦敦1877年版），涉及公元前146年到公元后1864年的历史。在法国则出现了帕里佐（V.Parisot）关于约翰·坎塔库震努斯的专著和贝尔热·克塞维里（Berger de Xivrey）关于曼努埃尔二世的专著，这两部书至今仍有价值。在德国，塔夫（G.L.F.Tafel，1787～1860年）和托马斯（G.M.Thomas，1817～1887年）相当活跃；法莫雷尔（J.P.Fallmerayer，1790～1861年）不断写出影响很大的作品，还有卡尔·霍普夫（Karl Hopf，1832～1873年）关于希腊的重要作品。霍普夫的《从中世纪初期到帝国灭亡的希腊史》（见德国百科全书的相关条目）是建立在精心的史料研究和广泛的档案文献基础上。尽管该书作者表达方式曲折隐晦，使得它难以阅读，而其叙述也并非都十分可靠，但是它作为一部史料集还是有相当价值的，对于拉丁统治时期和目前尚未很好发掘出来的帕列奥列格王朝时期研究还相当有用。赫兹伯格（G.F.Hertzberg，1826～1898年）的《从古代晚期的结束到当前的希腊史》（4卷本，哥萨1876～1879年版）和《16世纪末以前的拜占廷和奥斯曼史》（柏林1883年版）就以霍普夫和当时流行的作品为基础，他的作品目前已经不太有用了。格夫罗尔的3卷本《拜占廷史》有广泛的读者，但是其中包括太多想象的成分，今天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另一方面，弗迪南·赫斯（Ferdinand Hirsch）撰写了严肃的学术性作品，其《拜占廷研究》（莱比锡1876年版）则提供了丰富详细的指导性意见和评论。
19世纪发展起来的更深刻的历史鉴赏之风绝不会放过消除启蒙运动时代那种傲慢的、非历史的态度，那个时代对拜占廷帝国相当蔑视。对历史发展重要意义的欣赏日益高涨。朗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年）和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年）等伟大史学家的影响驱散了千年衰亡史的说法。19世纪最后25年，欧洲主要国家的拜占廷历史研究的兴趣猛然高涨起来。阿弗雷德·兰保德（Alfred Rambaud）、瓦西列夫斯基、卡尔·科隆巴赫尔（Karl Krumbacher）和布瑞都能够在各自的国家使拜占廷研究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分支。这些学者的努力奠定了现代拜占廷研究的基础，一度出现的对拜占廷研究的偏见和误读也必然因此被抛弃。拜占廷史研究不再滞后于历史研究的其他分支领域，而逐渐进入前列。
阿弗雷德·兰保德（1842～1905年）的兴趣可惜不久就从拜占廷帝国史转向俄罗斯史，其作品也成为流行书而非学术著作。但是，他已经通过其关于君士坦丁七世时代的作品激起法国学者对拜占廷历史的兴趣，其事业后来由施伦伯格（G.Schlumberger）和查尔斯·迪尔所继续。
接续萨巴提尔（J.Sabatier，《拜占廷史记述》，2卷本，巴黎1862年版）的是施伦伯格（1844～1928年），他在货币学，特别是印章学领域做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在其涉猎相当广泛的学术作品中，《拜占廷帝国印章学》（巴黎1884年版）至今仍受到拜占廷学者极高的评价。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忘记其不朽作品《拜占廷史诗》和他的许多其他作品，这些作品在扩大有教养公众对拜占廷帝国的兴趣方面远远超过以前。查尔斯·迪尔在普及拜占廷兴趣方面更加杰出，他以其深受推崇的论文《拜占廷造型艺术》表现出的那种完美的艺术气息而文明遐迩。同时，他是一位令人惊讶的涉猎多方面的学者，掌握拜占廷历史和艺术的所有领域，他将其生动叙事的杰出才能与极为严谨的学术相结合。这一点通过他的一系列作品得到令人信服的说明，如他于1888年对拉文那总督区的研究，1896年对拜占廷非洲地区的研究，1901年对查士丁尼的研究，还有收集在1905年出版的《拜占廷研究》中的多篇论文。很少有学者像迪尔一样对促进拜占廷研究，或者通过其作品激发他人热情上的贡献如此巨大，他不仅吸引着本国的而且吸引其他国家的学生。因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的拜占廷研究得到极其巨大的促进。迪尔的事业后来由许多学者继续进行，其中路易·布莱赫尔、弗迪南·查兰顿（Ferdinand Chalandon）和朱利斯·盖伊（Jules Gay）是十分卓越的，而亨利·莫内（Henry Monnier）则在波尔多奠定了专门学习法律史的学校的基础，这是拜占廷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返回顶部↑
吉朋对其命题有力的阐释对学者们产生了强烈的震慑性影响，使拜占廷研究的热情被抑制了近一个世纪。甚至到今天，对拜占廷帝国宗教发展的研究仍然经常采用吉朋的理论。但是，拜占廷研究并未完全终结。法布里西乌斯（J.A.Fabricius）的《希腊著述书目》对拜占廷文献史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工具书（14卷，汉堡1705～1728年版，新版为12卷，1790～1809年版）。人们幸运地发现《论礼仪》的莱比锡版本，约翰·雅各布·雷斯克（John Ja-cob Reiske，1716～1774年）还为其做了注释，毫无疑问这堪称拜占廷研究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当然它带有时代的特征。这个杰出的希腊语和阿拉伯语学者的注释在数十年里一直没有被编辑出来。哈斯（K.B.Hase）对执事利奥作品的编辑于1819年终结了拜占廷历史家《巴黎大全》的工作，并进一步激发了拜占廷研究。此后不久，尼布赫（Niebuhr）于1828年奠定了波恩出版的《拜占廷历史文献大全》的基石，他编辑了阿嘎塞阿斯（Agathias，532～580年）的作品。像尼布赫这样一个既无偏见又无轻视思想的人竟能使拜占廷帝国的历史意义得到明确。《波恩大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巴黎大全》的重印丛书，但它还是一部更加便利更加完整的丛书，其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
同时，在拜占廷历史的写作方面也取得了进展。拜伦的朋友、希腊文化爱好者乔治·范莱（George Finlay，1799～1875年）在其涉猎广泛的希腊史中特别强调拜占廷时代。其作品是7卷本的《从征服到当前时代的希腊史》（伦敦1877年版），涉及公元前146年到公元后1864年的历史。在法国则出现了帕里佐（V.Parisot）关于约翰·坎塔库震努斯的专著和贝尔热·克塞维里（Berger de Xivrey）关于曼努埃尔二世的专著，这两部书至今仍有价值。在德国，塔夫（G.L.F.Tafel，1787～1860年）和托马斯（G.M.Thomas，1817～1887年）相当活跃；法莫雷尔（J.P.Fallmerayer，1790～1861年）不断写出影响很大的作品，还有卡尔·霍普夫（Karl Hopf，1832～1873年）关于希腊的重要作品。霍普夫的《从中世纪初期到帝国灭亡的希腊史》（见德国百科全书的相关条目）是建立在精心的史料研究和广泛的档案文献基础上。尽管该书作者表达方式曲折隐晦，使得它难以阅读，而其叙述也并非都十分可靠，但是它作为一部史料集还是有相当价值的，对于拉丁统治时期和目前尚未很好发掘出来的帕列奥列格王朝时期研究还相当有用。赫兹伯格（G.F.Hertzberg，1826～1898年）的《从古代晚期的结束到当前的希腊史》（4卷本，哥萨1876～1879年版）和《16世纪末以前的拜占廷和奥斯曼史》（柏林1883年版）就以霍普夫和当时流行的作品为基础，他的作品目前已经不太有用了。格夫罗尔的3卷本《拜占廷史》有广泛的读者，但是其中包括太多想象的成分，今天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另一方面，弗迪南·赫斯（Ferdinand Hirsch）撰写了严肃的学术性作品，其《拜占廷研究》（莱比锡1876年版）则提供了丰富详细的指导性意见和评论。
19世纪发展起来的更深刻的历史鉴赏之风绝不会放过消除启蒙运动时代那种傲慢的、非历史的态度，那个时代对拜占廷帝国相当蔑视。对历史发展重要意义的欣赏日益高涨。朗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年）和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年）等伟大史学家的影响驱散了千年衰亡史的说法。19世纪最后25年，欧洲主要国家的拜占廷历史研究的兴趣猛然高涨起来。阿弗雷德·兰保德（Alfred Rambaud）、瓦西列夫斯基、卡尔·科隆巴赫尔（Karl Krumbacher）和布瑞都能够在各自的国家使拜占廷研究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分支。这些学者的努力奠定了现代拜占廷研究的基础，一度出现的对拜占廷研究的偏见和误读也必然因此被抛弃。拜占廷史研究不再滞后于历史研究的其他分支领域，而逐渐进入前列。
阿弗雷德·兰保德（1842～1905年）的兴趣可惜不久就从拜占廷帝国史转向俄罗斯史，其作品也成为流行书而非学术著作。但是，他已经通过其关于君士坦丁七世时代的作品激起法国学者对拜占廷历史的兴趣，其事业后来由施伦伯格（G.Schlumberger）和查尔斯·迪尔所继续。
接续萨巴提尔（J.Sabatier，《拜占廷史记述》，2卷本，巴黎1862年版）的是施伦伯格（1844～1928年），他在货币学，特别是印章学领域做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在其涉猎相当广泛的学术作品中，《拜占廷帝国印章学》（巴黎1884年版）至今仍受到拜占廷学者极高的评价。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忘记其不朽作品《拜占廷史诗》和他的许多其他作品，这些作品在扩大有教养公众对拜占廷帝国的兴趣方面远远超过以前。查尔斯·迪尔在普及拜占廷兴趣方面更加杰出，他以其深受推崇的论文《拜占廷造型艺术》表现出的那种完美的艺术气息而文明遐迩。同时，他是一位令人惊讶的涉猎多方面的学者，掌握拜占廷历史和艺术的所有领域，他将其生动叙事的杰出才能与极为严谨的学术相结合。这一点通过他的一系列作品得到令人信服的说明，如他于1888年对拉文那总督区的研究，1896年对拜占廷非洲地区的研究，1901年对查士丁尼的研究，还有收集在1905年出版的《拜占廷研究》中的多篇论文。很少有学者像迪尔一样对促进拜占廷研究，或者通过其作品激发他人热情上的贡献如此巨大，他不仅吸引着本国的而且吸引其他国家的学生。因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的拜占廷研究得到极其巨大的促进。迪尔的事业后来由许多学者继续进行，其中路易·布莱赫尔、弗迪南·查兰顿（Ferdinand Chalandon）和朱利斯·盖伊（Jules Gay）是十分卓越的，而亨利·莫内（Henry Monnier）则在波尔多奠定了专门学习法律史的学校的基础，这是拜占廷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