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1 / 1）
东部皇帝的胜利使东罗马帝国重新占据优势地位。君士坦提乌斯像其父亲一样，考虑给予君士坦丁堡等同于罗马的合法地位，这实际上意味着基督教的新都取代了半异教的旧都罗马。当他巡访罗马时，将胜利女神祭坛从罗马元老院聚会大厅中清除出去，这是一个古代世界消逝的人格化行为。但是，他的优势地位也意味着阿里乌派的胜利。皇帝的意旨将在教会和国家毫无限制地得到实现。他不得不应付亚历山大主教阿塔纳修斯的反对，但他低调处理这个问题，而在359年的塞尔米乌姆和利米尼宗教会议上宣布阿里乌派为国教。半阿里乌派阵营因此发生了分裂。温和分子转而投向对立派一边，并开始接受尼西亚信经的立场；其他人则加入尤诺米乌斯派，在皇帝领导下成为统治派。正是在这一时期，哥特人开始皈依基督教，这个事件远比阿里乌派取得暂时胜利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乌尔非拉（Ulfila）将《圣经》翻译为哥特语，他还于341年被阿里乌派的尤西比乌斯（Eusebius of Nicomedia）封授为主教，直至阿里乌派在拜占廷帝国衰亡以后很久，许多哥特人部落仍然按照该派的规则实行斋戒。
君士坦提乌斯时期出现宗教动乱后，接着是皇帝朱利安（Julian，361～363年在位）领导的异教复兴。[68]这就以极为准确的方式说明了古代异教文化与新信仰之间相当密切地相互兼容，这也始终是拜占廷帝国的基本问题之一。这个君士坦丁家族的最后男性成员，特别迷恋于正在消逝的古代世界的神奇，并且非常热衷于古代的艺术文化和学问，他还是新的基督教信仰的坚定而活跃的反对者。基督教教会不同派别之间无止无休的斗争好像对他有利，异教徒在人数上还很强大，特别是在帝国西部和罗马城更是如此，在军队中占多数的蛮族将士相当多的人尚未皈依基督教。而且，此时相当多数量的基督教徒叛离了基督教。但是，朱利安始终未能成功地组织起对抗基督徒的强大力量。他在努力反对基督徒的过程中，基本上还是个新柏拉图哲学家们和与其持有相同信仰的修辞学家的异教贵族文化领袖。他在帝国东部，特别是在安条克确立自己的行宫，但却在那里经历了极端的绝望。他被迫仿效基督教教会组织，以建立其异教教士组织，这本身也非常明显地说明他反叛基督教的运动太虚弱。他在恢复异教礼拜仪式时，甚至其本人亲自参加祭奠异教神祗中面临的艰难，都使人感到十分惊讶，还不仅仅是在基督教圈子里。如同所有只是因为其古老就要复古，只是因为其新颖就要反对标新立异一样，朱利安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他在反对波斯人的战斗中不幸被长矛所伤，伤重不治，在大营中去世。其恢复异教的计划也随之逝去。他的短暂统治证明，基督教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节 移民和基督教神学纷争的时代
宗教斗争和无休止的内战已经耗尽了罗马军队的实力，也必定要对帝国与外部其他强国关系中的地位产生严重影响。君士坦丁在位时，波斯人显然就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具有决定性影响。在最后一位异教皇帝朱利安阵亡后，卓维安（Jovian，363～364年在位）这个狂热的基督徒皇帝与波斯人签订了和约，帝国放弃了对亚美尼亚和相当大部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主权。在北方，帝国则被迫应付部落民向帝国境内的迁徙，这造成了产生深远后果的新问题。如今，东罗马帝国的北方前线变成了长期战斗的场所。从此以后，拜占廷帝国几乎越来越陷入两线防御强敌入侵的艰难境地，他们从东方兴起，从北方和西方侵入，如海浪滚滚而来，这场战争在拜占廷帝国存在期间一直延续着。
图5 皇帝在大竞技场包厢内接受臣服跪拜的蛮族进贡，雕刻于390年，原为君士坦丁堡大竞技场内埃及方尖石碑的柱基，现存伊斯坦布尔 第一个投身两面作战的皇帝是瓦伦斯（Arian Valens），他在战争中送了命。与君士坦提乌斯和君士坦斯一样，瓦伦提年一世（Valentinian I，364～37图5皇帝在大竞技场包厢内接受臣服跪拜的蛮族进贡，雕刻于390年，原为君士坦丁堡大竞技场内埃及方尖石碑的柱基，现存伊斯坦布尔38375年在位）和瓦伦斯兄弟俩也持有相互对立的宗教观点。[69]统治西部帝国的瓦伦提年支持尼西亚教义信条，而控制东部帝国的瓦伦斯是阿里乌派信徒。以至于帝国东西两半部之间越来越明显的裂痕在其宗教思想方面也反映出来。准确的实际情况是，帝国两半部分之间的联系迅速减少，但在当时，所有问题都被紧迫的外部威胁所遮掩。撒克逊人、皮克特人和斯克特人入侵不列颠预示着危机的到来。同时，帝国与阿拉曼尼人在莱茵河和内卡尔河上发生激烈战斗，与撒尔马特人和夸底人在多瑙河盆地进行激战。首先出现在多瑙河上的是西哥特人，他们在被安置于色雷斯地区以后，开始抢劫附近的帝国领土。他们联合东哥特人和尾随他们而来的匈奴人，使整个色雷斯地区不久都遭到蛮族的洗劫。瓦伦斯慌忙从波斯前线返回君士坦丁堡，而后奔赴亚得里亚堡，以正面迎击敌人。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斗于378年8月9日就是在这里打响，战斗中西哥特人在东哥特人的帮助下，横扫罗马军队，皇帝也牺牲在战场上。
这场灾难具有极为严重的后果。从此以后，日耳曼移民成为罗马国家的主要问题：在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期间，帝国东半部不得不与这个敌人较量，而西部则屈从于入侵者。依靠军事力量打败哥特人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帝国发觉自己身处绝望境地，和平解决成为这种形势下惟一可行的出路。这就是塞奥多西大帝（Theodosius the Great）追求的政策，他是瓦伦提年一世的儿子、皇帝继承人格拉提安（Gratian，375～383年在位）于379年1月19日任命为拥有控制帝国东半部权力的奥古斯都。 ↑返回顶部↑
君士坦提乌斯时期出现宗教动乱后，接着是皇帝朱利安（Julian，361～363年在位）领导的异教复兴。[68]这就以极为准确的方式说明了古代异教文化与新信仰之间相当密切地相互兼容，这也始终是拜占廷帝国的基本问题之一。这个君士坦丁家族的最后男性成员，特别迷恋于正在消逝的古代世界的神奇，并且非常热衷于古代的艺术文化和学问，他还是新的基督教信仰的坚定而活跃的反对者。基督教教会不同派别之间无止无休的斗争好像对他有利，异教徒在人数上还很强大，特别是在帝国西部和罗马城更是如此，在军队中占多数的蛮族将士相当多的人尚未皈依基督教。而且，此时相当多数量的基督教徒叛离了基督教。但是，朱利安始终未能成功地组织起对抗基督徒的强大力量。他在努力反对基督徒的过程中，基本上还是个新柏拉图哲学家们和与其持有相同信仰的修辞学家的异教贵族文化领袖。他在帝国东部，特别是在安条克确立自己的行宫，但却在那里经历了极端的绝望。他被迫仿效基督教教会组织，以建立其异教教士组织，这本身也非常明显地说明他反叛基督教的运动太虚弱。他在恢复异教礼拜仪式时，甚至其本人亲自参加祭奠异教神祗中面临的艰难，都使人感到十分惊讶，还不仅仅是在基督教圈子里。如同所有只是因为其古老就要复古，只是因为其新颖就要反对标新立异一样，朱利安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他在反对波斯人的战斗中不幸被长矛所伤，伤重不治，在大营中去世。其恢复异教的计划也随之逝去。他的短暂统治证明，基督教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节 移民和基督教神学纷争的时代
宗教斗争和无休止的内战已经耗尽了罗马军队的实力，也必定要对帝国与外部其他强国关系中的地位产生严重影响。君士坦丁在位时，波斯人显然就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具有决定性影响。在最后一位异教皇帝朱利安阵亡后，卓维安（Jovian，363～364年在位）这个狂热的基督徒皇帝与波斯人签订了和约，帝国放弃了对亚美尼亚和相当大部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主权。在北方，帝国则被迫应付部落民向帝国境内的迁徙，这造成了产生深远后果的新问题。如今，东罗马帝国的北方前线变成了长期战斗的场所。从此以后，拜占廷帝国几乎越来越陷入两线防御强敌入侵的艰难境地，他们从东方兴起，从北方和西方侵入，如海浪滚滚而来，这场战争在拜占廷帝国存在期间一直延续着。
图5 皇帝在大竞技场包厢内接受臣服跪拜的蛮族进贡，雕刻于390年，原为君士坦丁堡大竞技场内埃及方尖石碑的柱基，现存伊斯坦布尔 第一个投身两面作战的皇帝是瓦伦斯（Arian Valens），他在战争中送了命。与君士坦提乌斯和君士坦斯一样，瓦伦提年一世（Valentinian I，364～37图5皇帝在大竞技场包厢内接受臣服跪拜的蛮族进贡，雕刻于390年，原为君士坦丁堡大竞技场内埃及方尖石碑的柱基，现存伊斯坦布尔38375年在位）和瓦伦斯兄弟俩也持有相互对立的宗教观点。[69]统治西部帝国的瓦伦提年支持尼西亚教义信条，而控制东部帝国的瓦伦斯是阿里乌派信徒。以至于帝国东西两半部之间越来越明显的裂痕在其宗教思想方面也反映出来。准确的实际情况是，帝国两半部分之间的联系迅速减少，但在当时，所有问题都被紧迫的外部威胁所遮掩。撒克逊人、皮克特人和斯克特人入侵不列颠预示着危机的到来。同时，帝国与阿拉曼尼人在莱茵河和内卡尔河上发生激烈战斗，与撒尔马特人和夸底人在多瑙河盆地进行激战。首先出现在多瑙河上的是西哥特人，他们在被安置于色雷斯地区以后，开始抢劫附近的帝国领土。他们联合东哥特人和尾随他们而来的匈奴人，使整个色雷斯地区不久都遭到蛮族的洗劫。瓦伦斯慌忙从波斯前线返回君士坦丁堡，而后奔赴亚得里亚堡，以正面迎击敌人。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斗于378年8月9日就是在这里打响，战斗中西哥特人在东哥特人的帮助下，横扫罗马军队，皇帝也牺牲在战场上。
这场灾难具有极为严重的后果。从此以后，日耳曼移民成为罗马国家的主要问题：在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期间，帝国东半部不得不与这个敌人较量，而西部则屈从于入侵者。依靠军事力量打败哥特人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帝国发觉自己身处绝望境地，和平解决成为这种形势下惟一可行的出路。这就是塞奥多西大帝（Theodosius the Great）追求的政策，他是瓦伦提年一世的儿子、皇帝继承人格拉提安（Gratian，375～383年在位）于379年1月19日任命为拥有控制帝国东半部权力的奥古斯都。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