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1 / 1）
从文化的角度看，伊苏里亚人无疑远比哥特人发展水平低，因为哥特人很早就从接触希腊罗马世界的活动中获益匪浅。但是，伊苏里亚人与哥特人不同，他们是帝国的臣民，因此，当然就不能被称为“蛮族人”，这个词有其希腊罗马人的特定含义。然而，他们同时又一直被拜占廷居民当作外族人，因此，伊苏里亚人统治也引发了如同反对阿斯帕尔领导下的日耳曼人一样激烈的反抗。475年1月，爆发了推翻泽诺的宫廷阴谋，但是，阴谋领导人再也找不到比468年远征汪达尔王国而丢人显眼的军事统帅瓦西里斯克斯更好的人来当皇帝了。泽诺在经历了20个月的宫廷斗争后，重新入主皇宫，尽管宫中阴谋和国内战争不断，但是他还是在位整整15年（476～491年）。其第二次主宰帝国皇宫的时期恰巧是西罗马帝国最终衰亡的时期。君士坦丁堡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既成事实，而这样做也十分容易，因为奥多亚克（Odoacer）一直公开承认东罗马皇帝的宗主权。意大利的新统治者被任命为帝国意大利军区司令，他作为皇帝委派的总督统治这个国家。这样，表面上看似危机解除了，但是实际上，帝国丧失了意大利，它像帝国西部大部分地区一样，落入了日耳曼人之手。
另一方面，帝国东半部的日耳曼因素不久逐渐得到控制。阿斯帕尔被翦除只是第一步。当时，巴尔干半岛的东哥特人军事势力仍然强大，色雷斯地区有塞奥多里克·斯特拉波（Theodoric Strabo），伊里利亚地区有阿马尔人塞奥多里克（Theodoric the Amal）。日耳曼人酋长先是在帝国军队中服役，并在帝国担任高级官职，而后就以武力反对政府，听任其部队大肆抢劫帝国领土。他们乘内战和各派争权夺利之机，常常成为对立各派斗争的决定性力量。484年，由于塞奥多里克·斯特拉波去世，帝国摆脱了其威胁。488年，拜占廷帝国政府设计了一个圈套，甩掉了阿马尔人塞奥多里克，即说服他引兵西进，消灭不再受拜占廷帝国青睐的奥多亚克，这样就可以取代后者统治意大利。两个日耳曼人领袖间爆发了激烈的战争，最终塞奥多里克获胜，他亲手杀死其对手，于493年统治整个意大利，建立起塞奥多里克一世的意大利王国。[92]拜占廷帝国避免了其必须进行的与奥多亚克之间的直接战争，同时又摆脱了残忍的哥特人。正如阿拉里克时期的危机一样，帝国东半部通过派遣他进攻西部来摆脱日耳曼人。这样，当东部帝国受到这些蛮族侵扰时，整个西部帝国则完全落入日耳曼人之手。
然而，摆脱日耳曼人并不意味民族问题的最终解决，因为伊苏里亚人在帝国的影响还十分强大。为了解除日耳曼人的压力，患病的帝国不得不吞下伊苏里亚人这剂解毒药。它生效了，但是其药力过强，帝国的机体出现了相应的反应。伊苏里亚人自以为是帝国中的独立国家，帝国成为其不同酋长之间血腥厮杀的战场。当他们中的一个成为皇帝后，其他酋长千方百计要推翻他。因此，泽诺在数年内发动了镇压其以前的将领伊鲁斯（Illus）和同胞利奥提乌斯（Leontius）的长期战争，后者曾自立为皇帝。
宗教问题也没有解决。在察尔西顿会议上遭到谴责的基督一性论在东部帝国稳步发展，加大了帝国中央和东方省区的分离。瓦西里斯克斯曾改信一性论信仰，并凭借其权力在皇帝法令中斥责察尔西顿教义和罗马主教利奥的《书卷》。[93]这在笃信正统信仰的拜占廷民众中引起强烈反抗，因此只能加速其垮台。另一方面，泽诺试图采用一种调和的方法，调解信仰基督一性论的东方基督徒和主张基督神、人两性的拜占廷人之间的关系。他任命阿卡修斯（Acacius）为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并于482年发布其著名的《统一令》，再次确认前三次基督教大公会议的决议的规定，禁止“两性”或“一性”的提法，打击后者才是这道法令的真实意图所在。[94]但是，宗教上不可能达成任何折中调和，这一点很快就清楚地显露出来，因为《统一令》既不能满足察尔西顿教义的支持者，也不能使一性论信徒满意。这样，对立的不仅是两派，而是三派，即完全的基督一性论者、完全的基督两性论者和对两者都不屑一顾的支持帝国信条的派别。罗马主教出于自己的立场，轻描淡写地批评了《统一令》，宣布对君士坦丁堡大教长施行绝罚，即开除教籍。后者反过来也从联署文件上取消了前者的名字，这样就导致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教会之间长达30多年的分裂。
图8 雕有竞技场面的方尖碑，制作于390年前后，现存伊斯坦布尔 491年，泽诺去世，当选举新皇帝的廷议正在进行时，聚集的人群向已故皇帝的遗孀阿丽亚德尼高喊：“为帝国选个正统信仰的皇帝吧！为帝国选个罗马人皇帝吧！”[95]当时，宗教和民族这两个急迫的问题仍然沉重地压在所有人的心上急待解决。在君士坦丁堡，民众不希望再受到篡位的外族人或异端的统治。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491～518年在位）就成为新当选的皇帝，他是一位能干的管理者，特别是在财政部门任职期间政绩卓越。[96]他曾通过稳定一度大幅浮动的铜币“弗里斯”（follis）来完善君士坦丁一世确立的货币体系，主要是取消铜币与金币价格之间的挂钩。[97]最重要的是，他首先重新建立税收征集体系，将征收城市税收的职责从无能低效的城市议会“库里亚”转给从属于大区长官的财务官。另外，他取消了所谓的“五年金”（）这种古代的税收，这种税收是从事商业手工业居民的沉重负担，他的这一举措使这部分民众深感满意，对促使商业和手工业复兴贡献巨大。但另一方面，这项措施也意味着对农村的额外要求，因为“五年金”被废除以后，国库岁收短缺部分是通过在农村强制推行以金币取代实物缴纳“年度税收”得到补充。[98]土地税收（）形式的这一彻底转换表明，即使农村也稳定地恢复到金本位制经济。但是，与此同时，国家对自然产品的需求还很旺盛，表现在推行所谓“强制价格”（），即强制实行以政府规定的低价出售日常消费品。[99]因此，当阿纳斯塔修斯彻底消除了商业手工业的压力时，农民阶级就必须面对新的沉重赋税，从而导致频繁的动乱和民众骚乱。无论如何，到阿纳斯塔修斯去世时，这位皇帝谨慎推行的财政政策还是使国库大为充盈，库存多达32万镑黄金的大量金钱。[100] ↑返回顶部↑
另一方面，帝国东半部的日耳曼因素不久逐渐得到控制。阿斯帕尔被翦除只是第一步。当时，巴尔干半岛的东哥特人军事势力仍然强大，色雷斯地区有塞奥多里克·斯特拉波（Theodoric Strabo），伊里利亚地区有阿马尔人塞奥多里克（Theodoric the Amal）。日耳曼人酋长先是在帝国军队中服役，并在帝国担任高级官职，而后就以武力反对政府，听任其部队大肆抢劫帝国领土。他们乘内战和各派争权夺利之机，常常成为对立各派斗争的决定性力量。484年，由于塞奥多里克·斯特拉波去世，帝国摆脱了其威胁。488年，拜占廷帝国政府设计了一个圈套，甩掉了阿马尔人塞奥多里克，即说服他引兵西进，消灭不再受拜占廷帝国青睐的奥多亚克，这样就可以取代后者统治意大利。两个日耳曼人领袖间爆发了激烈的战争，最终塞奥多里克获胜，他亲手杀死其对手，于493年统治整个意大利，建立起塞奥多里克一世的意大利王国。[92]拜占廷帝国避免了其必须进行的与奥多亚克之间的直接战争，同时又摆脱了残忍的哥特人。正如阿拉里克时期的危机一样，帝国东半部通过派遣他进攻西部来摆脱日耳曼人。这样，当东部帝国受到这些蛮族侵扰时，整个西部帝国则完全落入日耳曼人之手。
然而，摆脱日耳曼人并不意味民族问题的最终解决，因为伊苏里亚人在帝国的影响还十分强大。为了解除日耳曼人的压力，患病的帝国不得不吞下伊苏里亚人这剂解毒药。它生效了，但是其药力过强，帝国的机体出现了相应的反应。伊苏里亚人自以为是帝国中的独立国家，帝国成为其不同酋长之间血腥厮杀的战场。当他们中的一个成为皇帝后，其他酋长千方百计要推翻他。因此，泽诺在数年内发动了镇压其以前的将领伊鲁斯（Illus）和同胞利奥提乌斯（Leontius）的长期战争，后者曾自立为皇帝。
宗教问题也没有解决。在察尔西顿会议上遭到谴责的基督一性论在东部帝国稳步发展，加大了帝国中央和东方省区的分离。瓦西里斯克斯曾改信一性论信仰，并凭借其权力在皇帝法令中斥责察尔西顿教义和罗马主教利奥的《书卷》。[93]这在笃信正统信仰的拜占廷民众中引起强烈反抗，因此只能加速其垮台。另一方面，泽诺试图采用一种调和的方法，调解信仰基督一性论的东方基督徒和主张基督神、人两性的拜占廷人之间的关系。他任命阿卡修斯（Acacius）为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并于482年发布其著名的《统一令》，再次确认前三次基督教大公会议的决议的规定，禁止“两性”或“一性”的提法，打击后者才是这道法令的真实意图所在。[94]但是，宗教上不可能达成任何折中调和，这一点很快就清楚地显露出来，因为《统一令》既不能满足察尔西顿教义的支持者，也不能使一性论信徒满意。这样，对立的不仅是两派，而是三派，即完全的基督一性论者、完全的基督两性论者和对两者都不屑一顾的支持帝国信条的派别。罗马主教出于自己的立场，轻描淡写地批评了《统一令》，宣布对君士坦丁堡大教长施行绝罚，即开除教籍。后者反过来也从联署文件上取消了前者的名字，这样就导致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教会之间长达30多年的分裂。
图8 雕有竞技场面的方尖碑，制作于390年前后，现存伊斯坦布尔 491年，泽诺去世，当选举新皇帝的廷议正在进行时，聚集的人群向已故皇帝的遗孀阿丽亚德尼高喊：“为帝国选个正统信仰的皇帝吧！为帝国选个罗马人皇帝吧！”[95]当时，宗教和民族这两个急迫的问题仍然沉重地压在所有人的心上急待解决。在君士坦丁堡，民众不希望再受到篡位的外族人或异端的统治。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491～518年在位）就成为新当选的皇帝，他是一位能干的管理者，特别是在财政部门任职期间政绩卓越。[96]他曾通过稳定一度大幅浮动的铜币“弗里斯”（follis）来完善君士坦丁一世确立的货币体系，主要是取消铜币与金币价格之间的挂钩。[97]最重要的是，他首先重新建立税收征集体系，将征收城市税收的职责从无能低效的城市议会“库里亚”转给从属于大区长官的财务官。另外，他取消了所谓的“五年金”（）这种古代的税收，这种税收是从事商业手工业居民的沉重负担，他的这一举措使这部分民众深感满意，对促使商业和手工业复兴贡献巨大。但另一方面，这项措施也意味着对农村的额外要求，因为“五年金”被废除以后，国库岁收短缺部分是通过在农村强制推行以金币取代实物缴纳“年度税收”得到补充。[98]土地税收（）形式的这一彻底转换表明，即使农村也稳定地恢复到金本位制经济。但是，与此同时，国家对自然产品的需求还很旺盛，表现在推行所谓“强制价格”（），即强制实行以政府规定的低价出售日常消费品。[99]因此，当阿纳斯塔修斯彻底消除了商业手工业的压力时，农民阶级就必须面对新的沉重赋税，从而导致频繁的动乱和民众骚乱。无论如何，到阿纳斯塔修斯去世时，这位皇帝谨慎推行的财政政策还是使国库大为充盈，库存多达32万镑黄金的大量金钱。[100]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