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1 / 1）
关于拜占廷-穆斯林关系的拜占廷史料记载可以从阿拉伯历史学家提供的极为丰富的叙述中得到补充，其中塔巴里（Tabari，839～923年）是最重要的作家。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完成了自上帝创世到他本人那个时代的世界史，提供了大量关于拜占廷帝国和阿拉伯人之间战争的细节，他通常几乎逐字逐句摘抄使用更早时期的史料。[12]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记载也具有极大的价值，特别是伊本-霍达比（Ibn-Hordadbeh）、库达马（Kudama）和伊本·阿·法基（Ibn Al Fakih），他们提供了关于拜占廷帝国状况相当有用的信息，特别是关于军事调整重组和军区制的材料。[13]新近的研究，特别是各种对格里高利的开创式的调查研究表明，广为流传的史诗《迪基尼斯·阿卡利塔斯》包含大量有关拜占廷-穆斯林关系的历史材料。[14]
上述拜占廷编年史家和纪年史家在处理毁坏圣像斗争的历史时，几乎都持圣像崇拜的观点。在更大程度上说，这一点同样反映在这个时代的历史编纂写作中，主要表现是关注崇拜圣像的殉道者，以及颂扬的写作风格，这一点也好理解。尽管如此，很多这类作品在补充很不完整的纯历史作品的记述方面具有极大的价值。在毁坏圣像时期大量的圣徒传记中，我们只能提到那些对历史学家来说最为重要的作品。《小圣斯蒂芬（767年去世）传》写于808年，依据更早的作家斯蒂芬（Stephen）的作品，后者是圣索非亚教堂的主祭。《小圣斯蒂芬传》提供了关于君士坦丁五世大迫害最详细、丰富的记载，这类文学记载常见的不足之处因其详细的历史细节写作而得到弥补。[15]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史料是《尼西塔斯传》，此人是比塞尼亚的麦迪西乌姆修道院院长（824年去世），该书由塞奥斯克利科图斯（Theosterictus）写于尼西塔斯圣徒死后不久。[16]《仁慈的非拉利图斯传》也十分重要，但不涉及毁坏圣像斗争，而涉及拜占廷帝国内政史。[17]同一时期关于哥特人主教约翰的《约翰传》[18]和阿莫利乌姆的42个殉道者的《文献》也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19]
毁坏圣像斗争第一阶段中关于圣像问题的最重要的作品是大教长日耳曼努斯（Germanus，715～730年在位）的书信，它们的意义非凡[20]，特别是约翰（John of Damascus）的3篇讲演。[21]《一个老人关于圣像的意见》（）记载了乔治（George of Cyprus）的说教，和这位圣徒与一位毁坏圣像派主教之间争论报告的提纲，这些争辩者在第一次毁坏圣像宗教会议以前可能常常被召集在一起。[22]约翰的讲演和《一个老人关于圣像的意见》构成了约翰（John of Jerusalem）作品的基础，他刚好是在尼西亚宗教会议召开前完成这些作品的，[23]所有这3种史料都被称为“皇帝君士坦丁的反对者”的匿名作家所使用。[24]毁坏圣像斗争第二阶段最重要的神学作品是斯图迪特派的塞奥多利（Theodore the Studite）的著作和书信，[25]以及被当作历史学家提到的大教长尼基弗鲁斯的大量著作。[26]还有东方大主教们致皇帝塞奥非鲁斯（Theophilus，829～842年在位）的书信，他们劝导鼓励他推行毁坏圣像政策。[27]如同大马士革人约翰和斯图迪特派信徒塞奥多利的大量作品一样，787年召开的第七次尼西亚基督教大公会议文献也是关于圣像问题头等重要的资料。[28]没有一部毁坏圣像派作品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因为787年大公会议下令销毁所有这类作品，843年宗教会议也肯定制定了相同的法规。大量残卷和只言片语至今仍保留在为了论战需要而引用在他们的作品中。这样，754年召开的第一次毁坏圣像会议的决议可以通过尼西亚基督教大公会议的《文件》重新拼凑起来，同样，从大教长尼基弗鲁斯的作品可以再现815年召开的第二次毁坏圣像会议的真实决议，以及皇帝君士坦丁五世的两个具有极高神学和历史价值的讲话。[29]
在这个时期罗马主教[30]的传记中，格里高利三世（Gregory III）的《传记》特别重要，其对了解罗马和拜占廷之间的关系极有价值。[31]格里高利二世致利奥三世的两封书信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它们目前以希腊文本保留下来，但是，今天任何人都不会把这两个重要的文件当作赝品弃之一旁。[32]除此之外，还有格里高利二世致大教长日耳曼努斯的书信，其真实性是无可争议的。[33]关于西方对拜占廷毁坏圣像问题的态度的真实信息可以在《加洛林书》（LibriCarolini）[34]和哈德良一世致查理曼[35]和拜占廷君主们[36]的书信中找到。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法律资料是利奥三世726年颁布的《法律选编》。[37]关于被认定是利奥三世的各种法律的内容请参见上文第77页前代学者的意见。
第一节 帝国的敌人
毁坏圣像斗争时期，拜占廷帝国面临的严重危机早在腓力皮克斯-巴尔达尼斯（Philippicus-Bardanes）统治时期就显示出来了，表现出其暂短而不幸统治的历史意义。腓力皮克斯重新挑起神学争论，特别是挑起关于圣像的冲突，这一冲突的确缺乏纯粹的宗教性，只是将圣像的象征性作为争论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未来岁月发生的这场大规模的毁坏圣像斗争。
腓力皮克斯-巴尔达尼斯这个亚美尼亚人更愿意标榜自己的家乡，而不愿意称自己是伊拉克略的后人，他似乎倾向于基督一性论信仰。但是，他不想做得太过分而冒险恢复一性论教义，事实上他表现出是一位基督一志论的鼓吹者，而一志论于30年前遭到第六次大公会议的斥责。他以皇帝的权威发布一道皇帝法令，否定了这次宗教大公会议的决议，并宣布一志论是拜占廷帝国惟一的正统信仰。这种正统信仰变化找到了一种象征性的表达方式，即摧毁皇宫里陈设的这次宗教会议的表征，取缔在皇宫前门米隆门上纪念这次会议的铭文。取而代之的是皇帝和大教长塞尔吉乌斯的画像。[38]这个毁坏圣像皇帝用同样的方法在以后几年里取消了宗教性的画像，在更大范围里张贴皇帝的画像。尽管腓力皮克斯提倡的一志论未能流行，但是他的基督教政策引发了强烈的反对，也加速了他的倒台，然而，他同时也在拜占廷高级教士中找到了许多支持者，或者至少是同情者，例如前大教长日耳曼努斯。而且，基督一性论派再次显露头角，表明无论是基督一志论异端还是基督一性论异端在拜占廷帝国远未消除。 ↑返回顶部↑
上述拜占廷编年史家和纪年史家在处理毁坏圣像斗争的历史时，几乎都持圣像崇拜的观点。在更大程度上说，这一点同样反映在这个时代的历史编纂写作中，主要表现是关注崇拜圣像的殉道者，以及颂扬的写作风格，这一点也好理解。尽管如此，很多这类作品在补充很不完整的纯历史作品的记述方面具有极大的价值。在毁坏圣像时期大量的圣徒传记中，我们只能提到那些对历史学家来说最为重要的作品。《小圣斯蒂芬（767年去世）传》写于808年，依据更早的作家斯蒂芬（Stephen）的作品，后者是圣索非亚教堂的主祭。《小圣斯蒂芬传》提供了关于君士坦丁五世大迫害最详细、丰富的记载，这类文学记载常见的不足之处因其详细的历史细节写作而得到弥补。[15]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史料是《尼西塔斯传》，此人是比塞尼亚的麦迪西乌姆修道院院长（824年去世），该书由塞奥斯克利科图斯（Theosterictus）写于尼西塔斯圣徒死后不久。[16]《仁慈的非拉利图斯传》也十分重要，但不涉及毁坏圣像斗争，而涉及拜占廷帝国内政史。[17]同一时期关于哥特人主教约翰的《约翰传》[18]和阿莫利乌姆的42个殉道者的《文献》也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19]
毁坏圣像斗争第一阶段中关于圣像问题的最重要的作品是大教长日耳曼努斯（Germanus，715～730年在位）的书信，它们的意义非凡[20]，特别是约翰（John of Damascus）的3篇讲演。[21]《一个老人关于圣像的意见》（）记载了乔治（George of Cyprus）的说教，和这位圣徒与一位毁坏圣像派主教之间争论报告的提纲，这些争辩者在第一次毁坏圣像宗教会议以前可能常常被召集在一起。[22]约翰的讲演和《一个老人关于圣像的意见》构成了约翰（John of Jerusalem）作品的基础，他刚好是在尼西亚宗教会议召开前完成这些作品的，[23]所有这3种史料都被称为“皇帝君士坦丁的反对者”的匿名作家所使用。[24]毁坏圣像斗争第二阶段最重要的神学作品是斯图迪特派的塞奥多利（Theodore the Studite）的著作和书信，[25]以及被当作历史学家提到的大教长尼基弗鲁斯的大量著作。[26]还有东方大主教们致皇帝塞奥非鲁斯（Theophilus，829～842年在位）的书信，他们劝导鼓励他推行毁坏圣像政策。[27]如同大马士革人约翰和斯图迪特派信徒塞奥多利的大量作品一样，787年召开的第七次尼西亚基督教大公会议文献也是关于圣像问题头等重要的资料。[28]没有一部毁坏圣像派作品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因为787年大公会议下令销毁所有这类作品，843年宗教会议也肯定制定了相同的法规。大量残卷和只言片语至今仍保留在为了论战需要而引用在他们的作品中。这样，754年召开的第一次毁坏圣像会议的决议可以通过尼西亚基督教大公会议的《文件》重新拼凑起来，同样，从大教长尼基弗鲁斯的作品可以再现815年召开的第二次毁坏圣像会议的真实决议，以及皇帝君士坦丁五世的两个具有极高神学和历史价值的讲话。[29]
在这个时期罗马主教[30]的传记中，格里高利三世（Gregory III）的《传记》特别重要，其对了解罗马和拜占廷之间的关系极有价值。[31]格里高利二世致利奥三世的两封书信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它们目前以希腊文本保留下来，但是，今天任何人都不会把这两个重要的文件当作赝品弃之一旁。[32]除此之外，还有格里高利二世致大教长日耳曼努斯的书信，其真实性是无可争议的。[33]关于西方对拜占廷毁坏圣像问题的态度的真实信息可以在《加洛林书》（LibriCarolini）[34]和哈德良一世致查理曼[35]和拜占廷君主们[36]的书信中找到。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法律资料是利奥三世726年颁布的《法律选编》。[37]关于被认定是利奥三世的各种法律的内容请参见上文第77页前代学者的意见。
第一节 帝国的敌人
毁坏圣像斗争时期，拜占廷帝国面临的严重危机早在腓力皮克斯-巴尔达尼斯（Philippicus-Bardanes）统治时期就显示出来了，表现出其暂短而不幸统治的历史意义。腓力皮克斯重新挑起神学争论，特别是挑起关于圣像的冲突，这一冲突的确缺乏纯粹的宗教性，只是将圣像的象征性作为争论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未来岁月发生的这场大规模的毁坏圣像斗争。
腓力皮克斯-巴尔达尼斯这个亚美尼亚人更愿意标榜自己的家乡，而不愿意称自己是伊拉克略的后人，他似乎倾向于基督一性论信仰。但是，他不想做得太过分而冒险恢复一性论教义，事实上他表现出是一位基督一志论的鼓吹者，而一志论于30年前遭到第六次大公会议的斥责。他以皇帝的权威发布一道皇帝法令，否定了这次宗教大公会议的决议，并宣布一志论是拜占廷帝国惟一的正统信仰。这种正统信仰变化找到了一种象征性的表达方式，即摧毁皇宫里陈设的这次宗教会议的表征，取缔在皇宫前门米隆门上纪念这次会议的铭文。取而代之的是皇帝和大教长塞尔吉乌斯的画像。[38]这个毁坏圣像皇帝用同样的方法在以后几年里取消了宗教性的画像，在更大范围里张贴皇帝的画像。尽管腓力皮克斯提倡的一志论未能流行，但是他的基督教政策引发了强烈的反对，也加速了他的倒台，然而，他同时也在拜占廷高级教士中找到了许多支持者，或者至少是同情者，例如前大教长日耳曼努斯。而且，基督一性论派再次显露头角，表明无论是基督一志论异端还是基督一性论异端在拜占廷帝国远未消除。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