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章（1 / 1）
阿拉伯史料对补充拜占廷历史作品的空白也有重要贡献，特别是安条克的贾赫亚（Jahja of Antioch，1066年去世）完成的编年史，对研究马其顿王朝相当有用。[6]9～10世纪涉及拜占廷历史的拉丁文史料主要有留特布兰德（Liutprand of Cremona）的《出使记》，他关于受奥托一世（Otto I）委派出使尼基弗鲁斯·福卡斯的记述对研究这个时期的文化史绝对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往年纪事》提供了大量关于俄罗斯和拜占廷帝国之间关系的重要信息，还包括俄罗斯和君士坦丁堡之间贸易协定的古斯拉夫译本，该文献的原始文本已经不存在了。[7]
关于843年恢复使用圣像政策的材料有每年大斋期的第一个礼拜日在希腊东正教教会咏唱的《祈祷词》。这个文献最古老的部分涉及圣像问题的法规，在某种程度上是843年宗教会议决议的补充。正如后来几个世纪出现的其他宗教争论，正统信仰的新定义一般被随时附加到《祈祷词》上，因此，它是9～14世纪拜占廷精神生活史的最重要的文献。[8]西西里的彼得（Peter of Sicily）的作品是保罗派历史和说教的基本作品，也是其他作品的史料来源。[9]关于伯格米派异端最初情况的主要权威史料是大教长塞奥非拉克特（Theophylact，933～956年在任）致保加利亚沙皇彼得（Peter）的书信，[10]特别是保加利亚教士哥斯马斯（Cosmas）[11]的讲演词。关于保加利亚教会问题和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两大教会之间的争端问题，应该参考869～870年宗教会议[12]和879年宗教会议决议，特别是大教长弗条斯（Photius）[13]与当时的几位教皇之间的书信。[14]在米哈伊尔三世1272年的黄金诏令中还保存着瓦西里二世（Basil II）在征服撒姆埃尔（Samuel）帝国后就规定奥赫里德大主教事务的三个文件。[15]君士坦丁-希利尔（Constantine-Cyril）和美赛德乌斯这两位斯拉夫人圣徒的传记很好地说明了拜占廷教会在斯拉夫人中传教活动的情况，最新研究已经确立了它们作为史料的无可争议的重要价值。[16]这个时期希腊圣徒传记中最有价值的作品包括：皇后塞奥多拉的《传记》、[17]利奥六世（Leo VI）第一任妻子皇后塞奥发诺的《传记》、[18]大卫·尼西塔斯（David Nicetas）撰写的大教长伊格纳提乌斯（Ignatius）的《传记》，[19]特别是大教长尤塞米乌斯（Euthymius）的《传记》。[20]大教长尼古拉斯（Nicholas Mysticus）的许多书信[21]是头等重要的史料，同样重要的还有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致保加利亚国王西蒙的两封信，[22]它们说明了在913～925年那个重要时期拜占廷-保加利亚之间的关系。出使西蒙的拜占廷使节利奥（Leo Choerosphactes）的书信也是研究利奥六世时期拜占廷帝国与保加利亚关系的特别有趣的史料。[23]
君士坦丁七世的作品是所有历史阶段拜占廷史料中最重要的史料：关于军区的论文（《论军区》）是对拜占廷各省区历史和地理的描述；[24]关于拜占廷帝国与之打交道的国家和民族的论文（《论帝国管理》）是拜占廷的外交手册；[25]包罗万象的礼仪庆典书籍（《礼仪书》）是历史考古课题信息的极其宝贵的宝藏。[26]这些作品汇集了不同时期的材料，对其前代研究也具有价值。例如在《礼仪书》中就包括非罗塞乌斯（Philotheus）描述900年前后拜占廷政府机构的《官府图谱》一书。[27]米哈伊尔三世和塞奥多拉时期（845～856年）的《官职表》提供了拜占廷不同等级官员的情况，由乌斯本斯基（Uspenskij）加以编辑整理，[28]而921～934年间的《官职表》则由本尼塞维奇（Benesivic）编辑整理。[29]利奥六世的《战略战术》涉及战争艺术，是以莫里斯皇帝的《战略》为蓝本，包括很多后来的法律和利奥六世统治时期第一阶段军事史[30]所谓的《战术集》可能是10世纪中期的一部类似作品。[31]《法规手册》是关于政府控制贸易和手工业的法规汇集，提供了大量马其顿王朝时期君士坦丁堡经济生活，特别是行会的信息。[32]该法律文集的主要部分很可能产生于利奥四世的统治时期。毫无疑问，此后的尼基弗鲁斯·福卡斯甚至约翰·基米斯基时期，又添加了新的内容。[33]一位匿名作家关于征收捐税的论文对我们了解10世纪拜占廷帝国税收制度和农业状况大有裨益。[34][35]关于这个时期的法律资料包括马其顿王朝前两位皇帝的法典，即瓦西里一世的《法书》、《法律手册》和利奥六世的《皇帝法律》和多项法令，还有保护小土地占有者的多部法律，它们揭示出10世纪拜占廷帝国的主要内政问题。[36]
第一节 新时代的曙光
毁坏圣像危机是一个对拜占廷帝国精神生活发展极为重要的时期，同时也是抵抗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入侵对其政治生存同样重要的时期。来自东方的军事入侵，紧跟着的是席卷整个帝国的、以毁坏圣像运动为表现形式的精神上的厮杀。它的失败对于拜占廷帝国的文化生活极为重要，犹如军事上的胜利对于其政治发展的作用一样。毁坏圣像斗争的平息标志着希腊宗教和文化取得了压倒毁坏圣像中体现出来的亚洲文化特点的胜利。此后，拜占廷帝国作为一个希腊-基督教帝国仍然占有无与伦比的文化地位，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
拜占廷帝国的新时代由此开始，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复兴的时代，不久以后便出现了重大的政治发展。这个时代的开端不是在马其顿王朝，而是在阿莫利王朝的末期，即米哈伊尔三世时期的多事之秋，巴尔达斯、弗条斯和君士坦丁这3位伟大人物是这个新时代的先驱。 ↑返回顶部↑
关于843年恢复使用圣像政策的材料有每年大斋期的第一个礼拜日在希腊东正教教会咏唱的《祈祷词》。这个文献最古老的部分涉及圣像问题的法规，在某种程度上是843年宗教会议决议的补充。正如后来几个世纪出现的其他宗教争论，正统信仰的新定义一般被随时附加到《祈祷词》上，因此，它是9～14世纪拜占廷精神生活史的最重要的文献。[8]西西里的彼得（Peter of Sicily）的作品是保罗派历史和说教的基本作品，也是其他作品的史料来源。[9]关于伯格米派异端最初情况的主要权威史料是大教长塞奥非拉克特（Theophylact，933～956年在任）致保加利亚沙皇彼得（Peter）的书信，[10]特别是保加利亚教士哥斯马斯（Cosmas）[11]的讲演词。关于保加利亚教会问题和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两大教会之间的争端问题，应该参考869～870年宗教会议[12]和879年宗教会议决议，特别是大教长弗条斯（Photius）[13]与当时的几位教皇之间的书信。[14]在米哈伊尔三世1272年的黄金诏令中还保存着瓦西里二世（Basil II）在征服撒姆埃尔（Samuel）帝国后就规定奥赫里德大主教事务的三个文件。[15]君士坦丁-希利尔（Constantine-Cyril）和美赛德乌斯这两位斯拉夫人圣徒的传记很好地说明了拜占廷教会在斯拉夫人中传教活动的情况，最新研究已经确立了它们作为史料的无可争议的重要价值。[16]这个时期希腊圣徒传记中最有价值的作品包括：皇后塞奥多拉的《传记》、[17]利奥六世（Leo VI）第一任妻子皇后塞奥发诺的《传记》、[18]大卫·尼西塔斯（David Nicetas）撰写的大教长伊格纳提乌斯（Ignatius）的《传记》，[19]特别是大教长尤塞米乌斯（Euthymius）的《传记》。[20]大教长尼古拉斯（Nicholas Mysticus）的许多书信[21]是头等重要的史料，同样重要的还有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致保加利亚国王西蒙的两封信，[22]它们说明了在913～925年那个重要时期拜占廷-保加利亚之间的关系。出使西蒙的拜占廷使节利奥（Leo Choerosphactes）的书信也是研究利奥六世时期拜占廷帝国与保加利亚关系的特别有趣的史料。[23]
君士坦丁七世的作品是所有历史阶段拜占廷史料中最重要的史料：关于军区的论文（《论军区》）是对拜占廷各省区历史和地理的描述；[24]关于拜占廷帝国与之打交道的国家和民族的论文（《论帝国管理》）是拜占廷的外交手册；[25]包罗万象的礼仪庆典书籍（《礼仪书》）是历史考古课题信息的极其宝贵的宝藏。[26]这些作品汇集了不同时期的材料，对其前代研究也具有价值。例如在《礼仪书》中就包括非罗塞乌斯（Philotheus）描述900年前后拜占廷政府机构的《官府图谱》一书。[27]米哈伊尔三世和塞奥多拉时期（845～856年）的《官职表》提供了拜占廷不同等级官员的情况，由乌斯本斯基（Uspenskij）加以编辑整理，[28]而921～934年间的《官职表》则由本尼塞维奇（Benesivic）编辑整理。[29]利奥六世的《战略战术》涉及战争艺术，是以莫里斯皇帝的《战略》为蓝本，包括很多后来的法律和利奥六世统治时期第一阶段军事史[30]所谓的《战术集》可能是10世纪中期的一部类似作品。[31]《法规手册》是关于政府控制贸易和手工业的法规汇集，提供了大量马其顿王朝时期君士坦丁堡经济生活，特别是行会的信息。[32]该法律文集的主要部分很可能产生于利奥四世的统治时期。毫无疑问，此后的尼基弗鲁斯·福卡斯甚至约翰·基米斯基时期，又添加了新的内容。[33]一位匿名作家关于征收捐税的论文对我们了解10世纪拜占廷帝国税收制度和农业状况大有裨益。[34][35]关于这个时期的法律资料包括马其顿王朝前两位皇帝的法典，即瓦西里一世的《法书》、《法律手册》和利奥六世的《皇帝法律》和多项法令，还有保护小土地占有者的多部法律，它们揭示出10世纪拜占廷帝国的主要内政问题。[36]
第一节 新时代的曙光
毁坏圣像危机是一个对拜占廷帝国精神生活发展极为重要的时期，同时也是抵抗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入侵对其政治生存同样重要的时期。来自东方的军事入侵，紧跟着的是席卷整个帝国的、以毁坏圣像运动为表现形式的精神上的厮杀。它的失败对于拜占廷帝国的文化生活极为重要，犹如军事上的胜利对于其政治发展的作用一样。毁坏圣像斗争的平息标志着希腊宗教和文化取得了压倒毁坏圣像中体现出来的亚洲文化特点的胜利。此后，拜占廷帝国作为一个希腊-基督教帝国仍然占有无与伦比的文化地位，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
拜占廷帝国的新时代由此开始，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复兴的时代，不久以后便出现了重大的政治发展。这个时代的开端不是在马其顿王朝，而是在阿莫利王朝的末期，即米哈伊尔三世时期的多事之秋，巴尔达斯、弗条斯和君士坦丁这3位伟大人物是这个新时代的先驱。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