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章（1 / 1）
毁坏圣像危机时期同时出现了政治视野明显狭窄的现象，其明显特征是普世帝国观念的大倒退，和拜占廷帝国在西方曾占有的优势地位的突然丧失。毁坏圣像派皇帝们的教会政策以及他们对帝国西部地区的漠视，都加速了拜占廷帝国与西方的分离，这是造成从教皇国建立到教皇为查理大帝加冕等一连串重大事件的原因。但是，如果说拜占廷国家的普世主义已经遭到颠覆，那么罗马教会的普世主义在东方也被极大地削弱了。正是利奥三世曾采取第一个步骤，将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和意大利南部地区置于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的教区管辖权下。但也正是在毁坏圣像派皇帝倒台后，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就被提高到与罗马教皇同等的地位，名列与教皇竞争对手的名单。正如西部帝国的兴起是以拜占廷帝国牺牲普世主义为代价一样，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势力的兴起并重新获得优势地位，也是以罗马教会牺牲普世主义为代价的。整个过程因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属于毁坏圣像危机末期，拜占廷帝国处于劣势地位；第二个阶段有利于拜占廷帝国的平等地位恢复。这是在新的基础上的平等，这个阶段开启了新时代，表现为弗条斯大冲突。
但是极其重要的仍然是，历史发展的进程仍然处在东方的传统轨迹中，这个进程仍然在拜占廷帝国直接影响的范围内，只不过教会和国家都找到了它们各自的重要的新任务，这些任务正等待着它们。使东斯拉夫人皈依基督教的工作为拜占廷帝国开辟了新世界，其视野因此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展。自弗条斯、君士坦丁和美赛德乌斯时代，拜占廷世界就变得像其以前那样极为广大，只是在毁坏圣像运动期间变得十分狭隘。
图29 象牙雕刻，完成于540年，现存巴黎卢浮宫 政治和军事扩张与文化发展接踵而至。帝国在毁坏圣像末期被迫陷入同时抵抗哈里发和保加尔人入侵的紧急防御境地，此时其东方前线大大向前推进，尽管这是在经过激烈而艰苦的战争之后取得的，它再度征服并控制了整个巴尔干半岛。拜占廷帝国在地中海的优势地位在危机时代曾一度丧失，此时也重新恢复。
塞奥非鲁斯去世后，圣像问题的解决终于画上了句号，诚如8世纪末一度恢复圣像崇拜时一样，此时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是在一个妇女的领导下。塞奥非鲁斯去世时，其子和继承人米哈伊尔三世（Michael III，842～867年在位）只有6岁[37]，其母塞奥多拉任摄政王。显然，严格地讲，其在世的姐姐塞克拉（Thecla）也分享了摄政王的权力，因为她的胸像与米哈伊尔三世和塞奥多拉的画像一同出现在钱币上。在政府法令文献中，她的名字也同他们一起出现。但是，她似乎完全隐退于国家事务之外。[38]国务会议最重要的成员组成了塞奥多拉的辅佐班子，由于大教长的合作，完成了崇拜圣像的各项恢复工作。这个班子包括其兄巴尔达斯和彼得罗纳斯（Petronas）、首相塞尔吉乌斯（Sergius Nicetiates），后者可能是她的叔叔，还有最重要的是她的情人、海军舰队司令塞奥克提斯杜斯（Theoctistus）。[39]特别重要的是，新领导层尽管大部分来自东方地区，如塞奥多拉的家庭从帕弗拉格尼亚来，是亚美尼亚人后裔，但他们都把恢复崇拜圣像当作其首要的任务。当语法学家约翰被罢免，他们就任命美赛德乌斯为大教长，并于843年3月颁布法令郑重宣布恢复崇拜圣像。[40]
为了纪念这次行动，希腊东正教教会每年都要在大斋期的第一个礼拜日庆祝“东正教节”，纪念战胜毁坏圣像派和其他更早时期的异端的胜利。事实上，镇压毁坏圣像派结束了拜占廷帝国内重大的教义争论的时代。而毁坏圣像派的失败对教会与国家关系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意味着试图迫使教会完全服从国家权力的努力遭到失败。拜占廷教会由于对毁坏圣像派的胜利而得到极大加强。然而，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教会都确实获得了自由，狂热派以斯图迪特派的塞奥多利为领袖一直宣称自己拥有自由权。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密切合作并一直保持，是拜占廷帝国政策的突出特点，虽然这种合作通常采用国家权力对教会实行密切保护性的监护形式。
国家政策的决定权不久就落入海军司令塞奥克提斯杜斯之手，他驱逐了其主要对手巴尔达斯，成为皇后的惟一顾问。塞奥克提斯杜斯是个很有教养的人，他推进了拜占廷帝国的教育，促进了原创性文化复兴的准备工作。其娴熟的财政管理为国家储备了大量黄金。与伊琳尼统治时期的情况不同，教会政策的完全转变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因为毁坏圣像运动已经瓦解，不存在任何强大的反对派力量。[41]而且，塞奥多拉和塞奥克提斯杜斯在大教长美赛德乌斯支持下，精心谋划，巧妙安排，小心施政，使其统治迅速稳固，并以极其温和的政策处理前毁坏圣像派的狂热分子。[42]然而，狂热派对这个政策并无好感，拜占廷东正教教会一度曾因反对毁坏圣像派而强化了内部团结，如今他们再度陷入原有的教派纷争中。斯图迪特派修道士像他们曾一度反对大教长塔拉西乌斯和尼基弗鲁斯一样，与现任大教长美赛德乌斯斗争，无所不用其极。争吵不断升级，最终导致斯图迪特派被开除教籍。但是，847年6月14日，大教长美赛德乌斯去世。接任的大教长是伊格纳提乌斯，即已故皇帝米哈伊尔的儿子，他在其父被废黜后即遭阉割，被迫成为修道士。晋升他为大教长表明对斯图迪特派的让步，因为尽管伊格纳提乌斯没有参与任何针对教会领导层的反对派，但是作为一个严格的修道士，他与狂热派思想理论非常接近。作为弗条斯的对手，原本打算用来调和冲突各派的伊格纳提乌斯本人竟深深卷入了更加激烈的冲突中。 ↑返回顶部↑
但是极其重要的仍然是，历史发展的进程仍然处在东方的传统轨迹中，这个进程仍然在拜占廷帝国直接影响的范围内，只不过教会和国家都找到了它们各自的重要的新任务，这些任务正等待着它们。使东斯拉夫人皈依基督教的工作为拜占廷帝国开辟了新世界，其视野因此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展。自弗条斯、君士坦丁和美赛德乌斯时代，拜占廷世界就变得像其以前那样极为广大，只是在毁坏圣像运动期间变得十分狭隘。
图29 象牙雕刻，完成于540年，现存巴黎卢浮宫 政治和军事扩张与文化发展接踵而至。帝国在毁坏圣像末期被迫陷入同时抵抗哈里发和保加尔人入侵的紧急防御境地，此时其东方前线大大向前推进，尽管这是在经过激烈而艰苦的战争之后取得的，它再度征服并控制了整个巴尔干半岛。拜占廷帝国在地中海的优势地位在危机时代曾一度丧失，此时也重新恢复。
塞奥非鲁斯去世后，圣像问题的解决终于画上了句号，诚如8世纪末一度恢复圣像崇拜时一样，此时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是在一个妇女的领导下。塞奥非鲁斯去世时，其子和继承人米哈伊尔三世（Michael III，842～867年在位）只有6岁[37]，其母塞奥多拉任摄政王。显然，严格地讲，其在世的姐姐塞克拉（Thecla）也分享了摄政王的权力，因为她的胸像与米哈伊尔三世和塞奥多拉的画像一同出现在钱币上。在政府法令文献中，她的名字也同他们一起出现。但是，她似乎完全隐退于国家事务之外。[38]国务会议最重要的成员组成了塞奥多拉的辅佐班子，由于大教长的合作，完成了崇拜圣像的各项恢复工作。这个班子包括其兄巴尔达斯和彼得罗纳斯（Petronas）、首相塞尔吉乌斯（Sergius Nicetiates），后者可能是她的叔叔，还有最重要的是她的情人、海军舰队司令塞奥克提斯杜斯（Theoctistus）。[39]特别重要的是，新领导层尽管大部分来自东方地区，如塞奥多拉的家庭从帕弗拉格尼亚来，是亚美尼亚人后裔，但他们都把恢复崇拜圣像当作其首要的任务。当语法学家约翰被罢免，他们就任命美赛德乌斯为大教长，并于843年3月颁布法令郑重宣布恢复崇拜圣像。[40]
为了纪念这次行动，希腊东正教教会每年都要在大斋期的第一个礼拜日庆祝“东正教节”，纪念战胜毁坏圣像派和其他更早时期的异端的胜利。事实上，镇压毁坏圣像派结束了拜占廷帝国内重大的教义争论的时代。而毁坏圣像派的失败对教会与国家关系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意味着试图迫使教会完全服从国家权力的努力遭到失败。拜占廷教会由于对毁坏圣像派的胜利而得到极大加强。然而，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教会都确实获得了自由，狂热派以斯图迪特派的塞奥多利为领袖一直宣称自己拥有自由权。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密切合作并一直保持，是拜占廷帝国政策的突出特点，虽然这种合作通常采用国家权力对教会实行密切保护性的监护形式。
国家政策的决定权不久就落入海军司令塞奥克提斯杜斯之手，他驱逐了其主要对手巴尔达斯，成为皇后的惟一顾问。塞奥克提斯杜斯是个很有教养的人，他推进了拜占廷帝国的教育，促进了原创性文化复兴的准备工作。其娴熟的财政管理为国家储备了大量黄金。与伊琳尼统治时期的情况不同，教会政策的完全转变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因为毁坏圣像运动已经瓦解，不存在任何强大的反对派力量。[41]而且，塞奥多拉和塞奥克提斯杜斯在大教长美赛德乌斯支持下，精心谋划，巧妙安排，小心施政，使其统治迅速稳固，并以极其温和的政策处理前毁坏圣像派的狂热分子。[42]然而，狂热派对这个政策并无好感，拜占廷东正教教会一度曾因反对毁坏圣像派而强化了内部团结，如今他们再度陷入原有的教派纷争中。斯图迪特派修道士像他们曾一度反对大教长塔拉西乌斯和尼基弗鲁斯一样，与现任大教长美赛德乌斯斗争，无所不用其极。争吵不断升级，最终导致斯图迪特派被开除教籍。但是，847年6月14日，大教长美赛德乌斯去世。接任的大教长是伊格纳提乌斯，即已故皇帝米哈伊尔的儿子，他在其父被废黜后即遭阉割，被迫成为修道士。晋升他为大教长表明对斯图迪特派的让步，因为尽管伊格纳提乌斯没有参与任何针对教会领导层的反对派，但是作为一个严格的修道士，他与狂热派思想理论非常接近。作为弗条斯的对手，原本打算用来调和冲突各派的伊格纳提乌斯本人竟深深卷入了更加激烈的冲突中。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