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7章（1 / 1）
[235]Cf.the stimulating arguments of Neumann，Weltstellung 62.
[236]The general position of the various themes of this period is indicated on the appended map.
[237]Cf.Skabalanovic，Viz.gosudarstvo 193 ff.
[238]Gay，Italie 343 ff.
[239]Mich.Choniates Ⅱ，354（ed.Lambros）。
第5章 官僚贵族控制下的政府（1025～1081年）
史料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史料是米哈伊尔·颇塞罗斯（Michael Psellus，1018年生，或称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的《编年史》。[1]他是当时最伟大的学者和头脑最清晰的思想家，还是史学艺术的大师。其《编年史》是中世纪最杰出的回忆录，学术魅力无与伦比，心理观察细致入微，描述栩栩如生，刻画入木三分，且条理清晰，风格鲜明。作为极其高尚的政治家，颇塞罗斯不仅对其时代的历史拥有原创性的第一手知识，而且亲自参与创造了这段历史。这也说明了他代表的思想偏见，影响着他在历史写作中忽略和歪曲了很多内容。其作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涉及1059～1063年的历史，可能是在朋友君士坦丁·雷库德斯（Constantine Le-ichudes）说服下写作的。这段历史恰好相当于从瓦西里二世到依沙克·科穆宁（Isaac Comnenus）退位这个时期。其中关于瓦西里二世的内容极为简洁，而后几代君主的内容越往下就越详细，特别是米哈伊尔五世（Michael V，1041～1042年在位）的内容最详细。这个时期，颇塞罗斯恰好进入宫廷担任皇帝的秘书。涉及杜卡斯王朝时期（1059～1078年）内容的第二部分是在皇帝米哈伊尔七世（Michael VII）生前应皇帝的要求而撰写的，这也说明了为何该书这部分带有明显的先入为主的特点。颇塞罗斯的大量书信、演讲和其他作品也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2]尤塞塔大主教约翰·毛罗普斯（John Mauropous）的书信、布道词和诗歌对研究11世纪的文化和宗教生活极为重要。[3]
另一个重要史料是米哈伊尔·阿塔雷亚特（Michael Attaleiates）的历史，他在朝中占有高位，并根据其亲眼所见撰写了1034～1079年时期的历史。[4]颇塞罗斯属于官僚党，而阿塔雷亚特则支持封建军事贵族，他将自己的作品献给尼基弗鲁斯·伯塔奈亚迪斯（Nicephorus Botaneiates，1078～1081年在位）。他最初是在罗曼努斯·迪奥格尼斯（Romanus Diogenes，1068～1071年在位）时期升任重要职位的。自这位皇帝登基后，其记述开始变得更加详细，也更加主观。约翰·斯西里兹斯的编年史的最后部分涉及了这个时期，直到依沙克·科穆宁就职为止，这部分相当重要；另一方面，斯西里兹斯的续编涉及1057～1079年的历史，但没有什么价值（参见第184页），其内容主要摘抄自阿塔雷亚特的作品，还偶尔使用颇塞罗斯的作品。约翰·左纳拉斯（John Zonaras）的《编年史》涉及斯西里兹斯和颇塞罗斯时期的内容都摘抄自他们的作品，还有一小部分来自阿塔雷亚特的作品。左纳拉斯还使用了一些我们不太了解的重要史料，这些材料及他处理史料时特殊的方法使其作品具有重要价值。[5]
关于这个时期拜占廷的外交史，特别是内政史的极为重要的史料是西高门努斯（Cecaumenus）的所谓《军事战略》。这篇论文显然写于米哈伊尔七世统治时期，是为其儿子撰写的，还结合了他自己的经验，提出好的建议。这一有趣且重要的作品显然只保留在14世纪或15世纪莫斯科手抄本里，该作品之后还有一本小作品，内容是对皇帝的忠告，可能是对阿莱克修斯·科穆宁（Alexius I Comnenus，1081～1118年在位）的忠告。关于该作品的作者是谁，目前还是个缺乏肯定且满意答案的问题。[6]
有关司法状况、管理办法、税收制度、农业状况和类似问题研究的最丰富的史料可以在所谓的《案例》一书中找到。该书包括首相尤斯塔修斯·罗迈乌斯（Eustathius Romaius）完成的大量法规，显然是1034年以后某个年头由这位杰出的拜占廷法官的下属收集整理并编纂而成的。[7]
零星记载更早时期历史的文献证据自11世纪下半叶以后变得更加丰富，[8]对了解帝国内政史颇有助益。[9]修道院档案文献在这方面特别重要，[10]其中以记载历史为目的一些极为重要的文件是皇帝法令。
这个世纪教会的中心事件即1054年两大教会之间的分裂完全被当时的拜占廷历史作家所忽视。最重要的西方文献为后来的拉丁作品提供了史料，主要有《回忆简记》，[11]显然是由红衣主教宏伯特（Humbert）撰写的。有关的详细记载可以在当时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领袖们之间的通信中找到，[12]特别是在米哈伊尔·克鲁拉利乌斯（Michael Cerularius）致安条克的彼得（Peterof Antioch）的两封信和后者的回信中找到，教皇利奥九世（Pope Leo IX）致皇帝君士坦丁九世（Constantine IX）的信、致米哈伊尔·克鲁拉利乌斯、奥赫里德的利奥的信，以及致安条克的彼得的信。[13]正如A.米歇尔（A.Michel）已经指出的那样，以教皇名义写的这些信，特别是那封与克鲁拉利乌斯进行激烈争吵的信就是红衣主教宏伯特写的。[14]同一学者还发表了红衣主教宏伯特撰写的关于圣灵移动问题的论文，还有许多这个时期的其他神学作品，包括米哈伊尔·克鲁拉利乌斯的包罗万象的《俯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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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The general position of the various themes of this period is indicated on the appended map.
[237]Cf.Skabalanovic，Viz.gosudarstvo 193 ff.
[238]Gay，Italie 343 ff.
[239]Mich.Choniates Ⅱ，354（ed.Lambros）。
第5章 官僚贵族控制下的政府（1025～1081年）
史料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史料是米哈伊尔·颇塞罗斯（Michael Psellus，1018年生，或称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的《编年史》。[1]他是当时最伟大的学者和头脑最清晰的思想家，还是史学艺术的大师。其《编年史》是中世纪最杰出的回忆录，学术魅力无与伦比，心理观察细致入微，描述栩栩如生，刻画入木三分，且条理清晰，风格鲜明。作为极其高尚的政治家，颇塞罗斯不仅对其时代的历史拥有原创性的第一手知识，而且亲自参与创造了这段历史。这也说明了他代表的思想偏见，影响着他在历史写作中忽略和歪曲了很多内容。其作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涉及1059～1063年的历史，可能是在朋友君士坦丁·雷库德斯（Constantine Le-ichudes）说服下写作的。这段历史恰好相当于从瓦西里二世到依沙克·科穆宁（Isaac Comnenus）退位这个时期。其中关于瓦西里二世的内容极为简洁，而后几代君主的内容越往下就越详细，特别是米哈伊尔五世（Michael V，1041～1042年在位）的内容最详细。这个时期，颇塞罗斯恰好进入宫廷担任皇帝的秘书。涉及杜卡斯王朝时期（1059～1078年）内容的第二部分是在皇帝米哈伊尔七世（Michael VII）生前应皇帝的要求而撰写的，这也说明了为何该书这部分带有明显的先入为主的特点。颇塞罗斯的大量书信、演讲和其他作品也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2]尤塞塔大主教约翰·毛罗普斯（John Mauropous）的书信、布道词和诗歌对研究11世纪的文化和宗教生活极为重要。[3]
另一个重要史料是米哈伊尔·阿塔雷亚特（Michael Attaleiates）的历史，他在朝中占有高位，并根据其亲眼所见撰写了1034～1079年时期的历史。[4]颇塞罗斯属于官僚党，而阿塔雷亚特则支持封建军事贵族，他将自己的作品献给尼基弗鲁斯·伯塔奈亚迪斯（Nicephorus Botaneiates，1078～1081年在位）。他最初是在罗曼努斯·迪奥格尼斯（Romanus Diogenes，1068～1071年在位）时期升任重要职位的。自这位皇帝登基后，其记述开始变得更加详细，也更加主观。约翰·斯西里兹斯的编年史的最后部分涉及了这个时期，直到依沙克·科穆宁就职为止，这部分相当重要；另一方面，斯西里兹斯的续编涉及1057～1079年的历史，但没有什么价值（参见第184页），其内容主要摘抄自阿塔雷亚特的作品，还偶尔使用颇塞罗斯的作品。约翰·左纳拉斯（John Zonaras）的《编年史》涉及斯西里兹斯和颇塞罗斯时期的内容都摘抄自他们的作品，还有一小部分来自阿塔雷亚特的作品。左纳拉斯还使用了一些我们不太了解的重要史料，这些材料及他处理史料时特殊的方法使其作品具有重要价值。[5]
关于这个时期拜占廷的外交史，特别是内政史的极为重要的史料是西高门努斯（Cecaumenus）的所谓《军事战略》。这篇论文显然写于米哈伊尔七世统治时期，是为其儿子撰写的，还结合了他自己的经验，提出好的建议。这一有趣且重要的作品显然只保留在14世纪或15世纪莫斯科手抄本里，该作品之后还有一本小作品，内容是对皇帝的忠告，可能是对阿莱克修斯·科穆宁（Alexius I Comnenus，1081～1118年在位）的忠告。关于该作品的作者是谁，目前还是个缺乏肯定且满意答案的问题。[6]
有关司法状况、管理办法、税收制度、农业状况和类似问题研究的最丰富的史料可以在所谓的《案例》一书中找到。该书包括首相尤斯塔修斯·罗迈乌斯（Eustathius Romaius）完成的大量法规，显然是1034年以后某个年头由这位杰出的拜占廷法官的下属收集整理并编纂而成的。[7]
零星记载更早时期历史的文献证据自11世纪下半叶以后变得更加丰富，[8]对了解帝国内政史颇有助益。[9]修道院档案文献在这方面特别重要，[10]其中以记载历史为目的一些极为重要的文件是皇帝法令。
这个世纪教会的中心事件即1054年两大教会之间的分裂完全被当时的拜占廷历史作家所忽视。最重要的西方文献为后来的拉丁作品提供了史料，主要有《回忆简记》，[11]显然是由红衣主教宏伯特（Humbert）撰写的。有关的详细记载可以在当时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领袖们之间的通信中找到，[12]特别是在米哈伊尔·克鲁拉利乌斯（Michael Cerularius）致安条克的彼得（Peterof Antioch）的两封信和后者的回信中找到，教皇利奥九世（Pope Leo IX）致皇帝君士坦丁九世（Constantine IX）的信、致米哈伊尔·克鲁拉利乌斯、奥赫里德的利奥的信，以及致安条克的彼得的信。[13]正如A.米歇尔（A.Michel）已经指出的那样，以教皇名义写的这些信，特别是那封与克鲁拉利乌斯进行激烈争吵的信就是红衣主教宏伯特写的。[14]同一学者还发表了红衣主教宏伯特撰写的关于圣灵移动问题的论文，还有许多这个时期的其他神学作品，包括米哈伊尔·克鲁拉利乌斯的包罗万象的《俯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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