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1章（1 / 1）
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征兆是拜占廷金币由于使用劣质合金铸造引起的贬值。从11世纪中期以后，拜占廷“诺米斯马金币”即严重贬值，后来在晚期科穆宁王朝时有所恢复，因为环境的好转使铸造含金量更高的金币成为可能。这样在13世纪初，金币大体上还相当于其面值的90%。[59]而后，拜占廷金币就被称为“伊颇皮隆”（Hyperpyron），[60]可能早在阿莱克修斯一世时期，金币进一步贬值，结果，其稳定的国际信誉最终被摧毁。自13世纪中期以后，一度在国际贸易中享有毫无争议影响的拜占廷金币逐渐被新的金币所取代，即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货币”。[61]事实上，在约翰·瓦塔基斯统治时期，拜占廷金币“伊颇皮隆”的含金量就达到16克拉，相当于其面值的2/3；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时期重新夺取首都后，拜占廷金币“伊颇皮隆”的含金量就下降到15克拉，而在安德罗尼库斯二世统治的第一年，拜占廷金币“伊颇皮隆”的含金量只有14克拉。在14世纪初的大萧条时期，“伊颇皮隆”下降到只相当其最初价值的一半。[62]这引起物价的迅速上涨，而食品的高价格意味着大多数民众普遍的饥荒，其中许多人陷入贫困。[63]
疾病无法治愈。在此后的岁月里，拜占廷流通货币的价值随着局势的普遍恶化而一再贬值，在经济持续萧条时，又增加了为民众提供食物这个越来越严重的难题。为了缓解日益恶化的国家财政状况中出现的迅速崩溃，安德罗尼库斯推行新的税收措施，结果使国家收入明显增加，每年收入增加到100万“伊颇皮隆”。[64]这肯定加大了赋税负担，使民众已经十分贫困的境况进一步恶化，新采用的赋税，即所谓“小麦大麦税”（）还引进了额外交纳的实物税。这种实物税要求每户农民劳动者必须向国家缴纳其“自然”收成的一部分，即6“模丢斯”（Modioi）小麦和4“模丢斯”大麦。[65]安德罗尼库斯二世不仅通过提高税收的方式增加国家收入，而且通过限制某些大地主享有的免税特权来做到这一点，某些税收特别是土地税常常是不包括在免税范围中的，所有人甚至皇帝授予免税特权持有者也要缴纳。[66]这些明智的措施显然是国家收入明显增加的主要原因。
拜占廷帝国的绝对贫困反映在安德罗尼库斯二世的同时代人认为已经取得的目标相当高这样的事实中。中世纪早期的拜占廷国家，税收总额达到700万或800万成色良好的“诺米斯马金币”，[67]而此时，只是通过千辛万苦征收的新税，国家税收才达到100万，只有最初价值一半的金币。在安德罗尼库斯二世的税收改革以前，国家税收显然要少得多。税收当然不是国家财政的惟一来源，[68]但是税收无疑构成了财政预算的主要部分，特别是在帝国大部分海关关税都被剥夺给了意大利航海共和国以后。
图64 拜占廷帝国国库官员塞奥多利的镶嵌画像，完成于14世纪前期，现存伊斯坦布尔赫拉基督教堂 增加的收入按计划用来支付现行行政管理开支，向强大的邻国缴纳贡金，维持拥有20艘三层浆座的战船的舰队，供养由3000骑兵构成的军队：其中2000骑兵驻扎在欧洲，1000骑兵驻扎在亚洲。[69]这样，皇帝就设法纠正了他在刚刚登基时因财政短缺的压力而采取的大幅度裁减军队产生的问题。但是，他一直关注的这个过程却并不顺利。向强大的邻国支付贡金逐渐成为财政预算的一项主要开支，这真让人感到有些奇怪。由于拜占廷帝国缺乏军事力量保护自己免遭敌人的攻击，它就必须通过忍痛支付大量艰难积累的储备资金来争取和平，以应付紧急情况。尼基弗鲁斯·格里高拉斯辛辣地将这种行为比喻为一个蠢人的行为，“他将自己的身体各个部分都展示给狼群，让它们吸食自己的血以便使之满意，以此设法谋求与它们的友谊”。[70]拜占廷帝国已经变成靠虚名过活的小国。它的崩溃是由于它不再能履行其继承下来的职责，也不再能保护自己现有的领土的安全。
教会问题如同其他许多问题一样，安德罗尼库斯二世的政策与其父亲的教会政策完全不同。与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教会也需要彻底重建。追求教会统一的理想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如果不是从马丁五世晋升为教皇时，那么至少是从“西西里晚祷”时期开始，这个问题就已经如同无法投递的死信。安德罗尼库斯二世登基后，立即对教会统一思想展开批判，以便遵循严格的东正教道路。约翰·贝库斯被迫放弃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职位，大教长职位再度交回给里昂宗教会议后被罢免的约瑟夫。他英年早逝后，该职位由大学者塞浦路斯人格里高利担任。严重的信仰危机被克服下去，里昂宗教会议时代出现的焦虑不安和思想混乱逐步得到缓解，但是，拜占廷教会要恢复到正常状态还需要很长时间。狂热派中的极端苦修派和同情支持政府的温和派，即所谓的“政客派”之间原有的冲突再度升温。狂热派声称他们继续忠实于早已去世的大教长阿森尼乌斯，反对政府和教会当局。争论虽然极为激烈，但最终无果而终，到14世纪初，阿森尼乌斯派除了个别极端狂热者外，与教会统治当局重新和解统一。教会的重要性和其对政治生活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增强，宫廷生活和宫廷庆典仪式越来越带有明显的神学特点。 ↑返回顶部↑
疾病无法治愈。在此后的岁月里，拜占廷流通货币的价值随着局势的普遍恶化而一再贬值，在经济持续萧条时，又增加了为民众提供食物这个越来越严重的难题。为了缓解日益恶化的国家财政状况中出现的迅速崩溃，安德罗尼库斯推行新的税收措施，结果使国家收入明显增加，每年收入增加到100万“伊颇皮隆”。[64]这肯定加大了赋税负担，使民众已经十分贫困的境况进一步恶化，新采用的赋税，即所谓“小麦大麦税”（）还引进了额外交纳的实物税。这种实物税要求每户农民劳动者必须向国家缴纳其“自然”收成的一部分，即6“模丢斯”（Modioi）小麦和4“模丢斯”大麦。[65]安德罗尼库斯二世不仅通过提高税收的方式增加国家收入，而且通过限制某些大地主享有的免税特权来做到这一点，某些税收特别是土地税常常是不包括在免税范围中的，所有人甚至皇帝授予免税特权持有者也要缴纳。[66]这些明智的措施显然是国家收入明显增加的主要原因。
拜占廷帝国的绝对贫困反映在安德罗尼库斯二世的同时代人认为已经取得的目标相当高这样的事实中。中世纪早期的拜占廷国家，税收总额达到700万或800万成色良好的“诺米斯马金币”，[67]而此时，只是通过千辛万苦征收的新税，国家税收才达到100万，只有最初价值一半的金币。在安德罗尼库斯二世的税收改革以前，国家税收显然要少得多。税收当然不是国家财政的惟一来源，[68]但是税收无疑构成了财政预算的主要部分，特别是在帝国大部分海关关税都被剥夺给了意大利航海共和国以后。
图64 拜占廷帝国国库官员塞奥多利的镶嵌画像，完成于14世纪前期，现存伊斯坦布尔赫拉基督教堂 增加的收入按计划用来支付现行行政管理开支，向强大的邻国缴纳贡金，维持拥有20艘三层浆座的战船的舰队，供养由3000骑兵构成的军队：其中2000骑兵驻扎在欧洲，1000骑兵驻扎在亚洲。[69]这样，皇帝就设法纠正了他在刚刚登基时因财政短缺的压力而采取的大幅度裁减军队产生的问题。但是，他一直关注的这个过程却并不顺利。向强大的邻国支付贡金逐渐成为财政预算的一项主要开支，这真让人感到有些奇怪。由于拜占廷帝国缺乏军事力量保护自己免遭敌人的攻击，它就必须通过忍痛支付大量艰难积累的储备资金来争取和平，以应付紧急情况。尼基弗鲁斯·格里高拉斯辛辣地将这种行为比喻为一个蠢人的行为，“他将自己的身体各个部分都展示给狼群，让它们吸食自己的血以便使之满意，以此设法谋求与它们的友谊”。[70]拜占廷帝国已经变成靠虚名过活的小国。它的崩溃是由于它不再能履行其继承下来的职责，也不再能保护自己现有的领土的安全。
教会问题如同其他许多问题一样，安德罗尼库斯二世的政策与其父亲的教会政策完全不同。与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教会也需要彻底重建。追求教会统一的理想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如果不是从马丁五世晋升为教皇时，那么至少是从“西西里晚祷”时期开始，这个问题就已经如同无法投递的死信。安德罗尼库斯二世登基后，立即对教会统一思想展开批判，以便遵循严格的东正教道路。约翰·贝库斯被迫放弃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职位，大教长职位再度交回给里昂宗教会议后被罢免的约瑟夫。他英年早逝后，该职位由大学者塞浦路斯人格里高利担任。严重的信仰危机被克服下去，里昂宗教会议时代出现的焦虑不安和思想混乱逐步得到缓解，但是，拜占廷教会要恢复到正常状态还需要很长时间。狂热派中的极端苦修派和同情支持政府的温和派，即所谓的“政客派”之间原有的冲突再度升温。狂热派声称他们继续忠实于早已去世的大教长阿森尼乌斯，反对政府和教会当局。争论虽然极为激烈，但最终无果而终，到14世纪初，阿森尼乌斯派除了个别极端狂热者外，与教会统治当局重新和解统一。教会的重要性和其对政治生活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增强，宫廷生活和宫廷庆典仪式越来越带有明显的神学特点。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