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1 / 1）
16世纪前中期是奥斯曼帝国文化的鼎盛时代。苏莱曼一世（Suleiman I，1494—1566年，1520—1566年在位）是奥斯曼帝国史上富有学养的开明专制君主的典范。他擅长写作诗歌和散文，曾将“穆希比”作为诗歌笔名，并留下《战争日记》一书。苏莱曼一世当政时期，奥斯曼帝国在伊斯坦布尔修建街道、桥梁、学校、医院、驿站和浴池等公共设施，首都面貌焕然一新。他在四处征战之余，还在各地广建清真寺，重修著名学者的坟墓，以此弘扬伊斯兰文化。1535年帝国军队征服伊拉克后，苏莱曼一世下旨在巴格达城内为哈乃斐教法学派的创始人艾布·哈尼法兴建清真寺，并重修苏非派卡迪里教团创始人吉拉尼屡遭破坏的坟墓。1550—1557年间他下令建筑学家锡南在伊斯坦布尔督造苏莱曼清真寺，该寺后来被誉为奥斯曼建筑史上“最富丽堂皇的纪念碑”。
16世纪后期至19世纪末是奥斯曼帝国文化的转型阶段。艾哈迈德三世（Ahmed III，1673—1736年，1703—1730年在位）在大维齐尔达乌德·易卜拉欣帕夏的诱导下，率先追求法国王室的建筑艺术和生活情趣。艾哈迈德三世时代，大维齐尔受命在首都近郊督造苏丹的“逍遥宫”（Sa’dabat），刻意仿效法国枫丹白露宫的建筑风格，新建的别墅、园林、喷泉、凉亭和浴室开始出现打断的挑檐板、成群的壁柱、卷边形牌匾等，法国的建筑艺术开始影响整个帝都。同时，引自欧洲的名贵花卉郁金香盛开于伊斯坦布尔的皇宫和别墅，故艾哈迈德三世统治时期被称为“郁金香时代”（The Tulip Period）。此后，“政治和经济的瓦解并非与大多数文化领域的衰落同步发生。相反，由于苏丹此时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皇宫中能够推动和实践的文化事业上，不受军事和政治问题的困扰，也由于部长们和总督们一样总是极力仿效他们的主人，所以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帝国瓦解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文化上的领军人物。由于古典时代的活力继续发挥作用，这样也许抵消了日益增长的混乱对社会所有阶级的影响”。[1]
郁金香时代建筑风格的代表——艾哈迈德三世喷泉
关于奥斯曼帝国文化成就的历史地位，学界争议不断，莫衷一是。欧洲国家的诸多学者对奥斯曼帝国的文化成就充满傲慢和偏见，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重新学习古典知识以前，穆斯林思想家仅仅充当这些知识的存储器。德国历史学家卡尔·布罗克尔曼在其著作《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中这样写道：“奥斯曼人的学术生活几乎完全没有独创之处，而是局限在传统的固定范围中。对穆斯林来说，科学并不意味着取得新知识，而是意味着尽到最大可能全面地掌握前人的研究结果。关于宗教和宗教法律的知识受到最大的尊重，宗教法和民法分不开而且控制着民法。由于伊斯兰教经典著作是用阿拉伯文写成的，奥斯曼学者中的神学作家一般也使用阿拉伯文。只有启发俗人的某些书籍才用民族文字写成。奥斯曼学者的优点不是大胆或深刻的思想而是记忆力强和刻苦钻研的精神。”[2]美国学者斯坦福·肖这样解释欧洲学者的傲慢和偏见：“他们得出这种结论是因为他们缺乏语言学和美学修养，只有具备了这种修养，才能辨别和欣赏在欧洲人的经验和意识之外发展起来的文化。”[3]
如果说部分西方学者和少数中国学者出于宗教偏见、文化隔膜和知识匮乏等原因，轻视整个伊斯兰文化的话，那么奥斯曼帝国文化受到一些人的蔑视，原因还不止于此。奥斯曼帝国树敌太多，而且这些敌人在文化上影响太大，导致帝国的征战与文化呈现“狗猛酒酸”的奇特关系。奥斯曼人始终具有强烈的尚武精神，奥斯曼帝国则是一个把征战视为生命的国家，为主道进行圣战成为奥斯曼人和帝国安身立命的根基所在。帝国从建立到崩溃，处在四战之地，与数不胜数的国家、民族和教派发生冲突，它的敌人除了欧洲基督徒之外，还有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等穆斯林。帝国的征战导致周边地区的普遍仇恨和长期恐惧，使被侵略者和被征服者无法以冷静心态正视敌寇的文化成就。伴随着西方基督教世界在全球以及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伊斯兰世界的话语霸权，这种心理又遗传到现今的世界。相比之下，此前阿拉伯人建立的哈里发国家，其扩张进程停止较早，特别是自阿拔斯王朝建立后，哈里发国家几乎实现罢兵休战，境内外诸多族群得以和平相处，具备足够时间去消解仇恨并共同创造崭新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奥斯曼帝国的文化辉煌灿烂。西方的中东史泰斗伯纳德·刘易斯在《现代土耳其的兴起》一书中写道：“土耳其的文化生活和智力活动，可以说只是到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由于旧的传统已完全失去作用，新的创造力量又还没有出现，因而才真正开始崩溃。并且即使在那个时候，在破烂不堪的宫廷习俗的幔帐后面，土耳其人简朴的民间艺术和民间诗歌依然像过去那样在流行着。”[4]奥斯曼帝国的文化成就，主要体现在文学、史学、哲学、建筑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领域。
二、文学
依据创作主体和受众的不同，奥斯曼帝国文学大体可以分为宫廷文学和民间文学两类，两类文学均发源于13世纪即奥斯曼帝国建立前后。民间文学特别是民间诗歌的主要创作者是云游四方的托钵僧侣或者弹奏单弦“萨兹”的行吟诗人（saz sairs），因此民间文学又被称作“行吟诗人文学”或“神秘信仰文学”，主要影响下层百姓特别是农牧民和普通士兵。相比之下，宫廷文学大都由达官贵人或其庇护下的文人创作，主要涉及都市上层人士，在帝国文坛长期占据统治地位。 ↑返回顶部↑
16世纪后期至19世纪末是奥斯曼帝国文化的转型阶段。艾哈迈德三世（Ahmed III，1673—1736年，1703—1730年在位）在大维齐尔达乌德·易卜拉欣帕夏的诱导下，率先追求法国王室的建筑艺术和生活情趣。艾哈迈德三世时代，大维齐尔受命在首都近郊督造苏丹的“逍遥宫”（Sa’dabat），刻意仿效法国枫丹白露宫的建筑风格，新建的别墅、园林、喷泉、凉亭和浴室开始出现打断的挑檐板、成群的壁柱、卷边形牌匾等，法国的建筑艺术开始影响整个帝都。同时，引自欧洲的名贵花卉郁金香盛开于伊斯坦布尔的皇宫和别墅，故艾哈迈德三世统治时期被称为“郁金香时代”（The Tulip Period）。此后，“政治和经济的瓦解并非与大多数文化领域的衰落同步发生。相反，由于苏丹此时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皇宫中能够推动和实践的文化事业上，不受军事和政治问题的困扰，也由于部长们和总督们一样总是极力仿效他们的主人，所以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帝国瓦解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文化上的领军人物。由于古典时代的活力继续发挥作用，这样也许抵消了日益增长的混乱对社会所有阶级的影响”。[1]
郁金香时代建筑风格的代表——艾哈迈德三世喷泉
关于奥斯曼帝国文化成就的历史地位，学界争议不断，莫衷一是。欧洲国家的诸多学者对奥斯曼帝国的文化成就充满傲慢和偏见，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重新学习古典知识以前，穆斯林思想家仅仅充当这些知识的存储器。德国历史学家卡尔·布罗克尔曼在其著作《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中这样写道：“奥斯曼人的学术生活几乎完全没有独创之处，而是局限在传统的固定范围中。对穆斯林来说，科学并不意味着取得新知识，而是意味着尽到最大可能全面地掌握前人的研究结果。关于宗教和宗教法律的知识受到最大的尊重，宗教法和民法分不开而且控制着民法。由于伊斯兰教经典著作是用阿拉伯文写成的，奥斯曼学者中的神学作家一般也使用阿拉伯文。只有启发俗人的某些书籍才用民族文字写成。奥斯曼学者的优点不是大胆或深刻的思想而是记忆力强和刻苦钻研的精神。”[2]美国学者斯坦福·肖这样解释欧洲学者的傲慢和偏见：“他们得出这种结论是因为他们缺乏语言学和美学修养，只有具备了这种修养，才能辨别和欣赏在欧洲人的经验和意识之外发展起来的文化。”[3]
如果说部分西方学者和少数中国学者出于宗教偏见、文化隔膜和知识匮乏等原因，轻视整个伊斯兰文化的话，那么奥斯曼帝国文化受到一些人的蔑视，原因还不止于此。奥斯曼帝国树敌太多，而且这些敌人在文化上影响太大，导致帝国的征战与文化呈现“狗猛酒酸”的奇特关系。奥斯曼人始终具有强烈的尚武精神，奥斯曼帝国则是一个把征战视为生命的国家，为主道进行圣战成为奥斯曼人和帝国安身立命的根基所在。帝国从建立到崩溃，处在四战之地，与数不胜数的国家、民族和教派发生冲突，它的敌人除了欧洲基督徒之外，还有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等穆斯林。帝国的征战导致周边地区的普遍仇恨和长期恐惧，使被侵略者和被征服者无法以冷静心态正视敌寇的文化成就。伴随着西方基督教世界在全球以及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伊斯兰世界的话语霸权，这种心理又遗传到现今的世界。相比之下，此前阿拉伯人建立的哈里发国家，其扩张进程停止较早，特别是自阿拔斯王朝建立后，哈里发国家几乎实现罢兵休战，境内外诸多族群得以和平相处，具备足够时间去消解仇恨并共同创造崭新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奥斯曼帝国的文化辉煌灿烂。西方的中东史泰斗伯纳德·刘易斯在《现代土耳其的兴起》一书中写道：“土耳其的文化生活和智力活动，可以说只是到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由于旧的传统已完全失去作用，新的创造力量又还没有出现，因而才真正开始崩溃。并且即使在那个时候，在破烂不堪的宫廷习俗的幔帐后面，土耳其人简朴的民间艺术和民间诗歌依然像过去那样在流行着。”[4]奥斯曼帝国的文化成就，主要体现在文学、史学、哲学、建筑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领域。
二、文学
依据创作主体和受众的不同，奥斯曼帝国文学大体可以分为宫廷文学和民间文学两类，两类文学均发源于13世纪即奥斯曼帝国建立前后。民间文学特别是民间诗歌的主要创作者是云游四方的托钵僧侣或者弹奏单弦“萨兹”的行吟诗人（saz sairs），因此民间文学又被称作“行吟诗人文学”或“神秘信仰文学”，主要影响下层百姓特别是农牧民和普通士兵。相比之下，宫廷文学大都由达官贵人或其庇护下的文人创作，主要涉及都市上层人士，在帝国文坛长期占据统治地位。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