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章(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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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最初采取的措施就是稳定国家经济,弥补由于前朝政府不负责任的行为造成的国库的巨大亏空。皇帝作为前任财政部门的高级官员,非常适合做好这一工作,他采取了一系列重要而精明的措施。皇帝的仇敌塞奥发尼斯把这些措施描写成污七八糟的大杂烩,是皇帝尼基弗鲁斯的“第十大罪状”。[104]从一开始,尼基弗鲁斯就取消了伊琳尼特批颁发的免税权。而后,他下令对其臣民进行税收普查评估。与以前的赋税水平相比,此时的税收有所增加,在人头税中平均增加了两成(大约相当于每“诺米斯马金币”(Nomismà)增加百分之八又三分之一)。修道院和教会的佃农以及拜占廷帝国存在的大量慈善机构,都被要求缴纳炉灶税。这是拜占廷文献中第一次提到炉灶税(),事实上,它就是一种按照家庭征收的人头税。炉灶税与土地税一起成为中期拜占廷阶段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尼基弗鲁斯并不是第一个采用这种税收的皇帝,因为在其当政时,它已经是一种被认可的税收形式,但这里边特别有意思的是,先前被免予征收炉灶税的农民现在也要缴纳这种赋税。这类免税权可能是从伊琳尼时代开始的,而拜占廷各教堂和修道院的产业一般都要履行纳税的义务。这样,尼基弗鲁斯在税收方面就没什么新发明,他只是恢复了过去的税收规定。9世纪20年代,炉灶税如同其他被重新开发的资源一样,总数达到了200万户,可能有纳税义务的所有农村居民都必须缴纳这种赋税。[105]为了保证国库不受损失,尼基弗鲁斯使纳税人集体负责完成税收,也就是让特定地区的所有居民全体共同履行该地区全部的纳税义务,任何纳税短缺部分将由欠税者的邻居给予弥补。即使这种收税方式也不是新发明,它就是“连保制”的收税形式,在《农业法》中就已经出现了(参见第103页),尽管这个专用名词是第一次出现在这里。[106]

  尼基弗鲁斯将一些教会地产收归皇家地产部门控制,虽然他并没有降低这些被没收地产的税收评估。可以比较合理地说,这项措施只是从收回被皇后伊琳尼过分大方赏赐的“礼物”这一点出发的。对遗产和偶然发现的财产征收的税收也被恢复并得到严格执行,这类税收是针对那些突然从贫穷的人一夜暴富而令人怀疑的人的强制性征收。脱离海关监管从阿比杜斯,尤其是从多德坎奈斯地区进行交易的斯拉夫人也要按照两诺米斯马金币的比率纳税。[107]另外,皇帝颁布法令禁止其臣民放贷取息,而只允许国家获取利息。他强迫君士坦丁堡富有的造船主接受国家12金镑的贷款,而后按照“每诺米斯马金币”缴纳4成的利率还贷利息,即16.66%的利率。[108]尽管放贷收利息为中世纪基督教伦理道德准则所不齿,但是像尼基弗鲁斯和后来的瓦西里一世这样明令禁止的情况在拜占廷帝国的历史上还是比较少见的。拜占廷复杂的货币经济需求常常忽略道德限制,放贷在拜占廷帝国任何时期都十分常见。无论如何,尼基弗鲁斯作为一个真正的实用主义者,禁止私人放贷取息,并不是出于道德上的厌恶。他在禁止私人从事这一活动的同时,授予国家拥有放贷的垄断权,并确定了高比率利息,从而为国库找到了新财源。[109]

  尼基弗鲁斯皇帝采取重要步骤改善防御体系,该体系自7世纪以来主要依赖于带有军役义务的小土地占有者。根据10世纪的报告,维持一个士兵的基本经济需求的财产价值最起码要达到4金镑,因为据记载士兵应召参军服役必须自备马匹和全套装备。显然,拥有这一价值产业的农兵数量不足,于是尼基弗鲁斯确定较为贫穷的服役士兵由其所在的村社为之提供每年18.5“诺米斯马金币”价值的军需供应。[110]依据这一法令,占用上述价值的地产就不必非由一个劳动力单独使用,而可以由几个农民联合经营该地产,他们中的一人则履行服役义务,而其他人将共同负责资助服役者的军需装备。如果一个士兵变得贫穷,无力自己担负全部军役义务的开销,上述同一方法将用来解决问题,其所在村社负责对他进行资助,这样就保证了国家不出现军事人力资源的短缺。该制度确保军队征募新兵像“连保制”确保完税一样有效。根据10世纪的史料证据,水兵也像农兵一样拥有能够满足其生活和军事需求的产业。尼基弗鲁斯的这些措施被塞奥发尼斯指控为其第九大罪状,但是却由此产生了这种类型的土地占有。他宣称,皇帝强迫沿海地区特别是小亚细亚的水兵们,必须按照其能够承担的价格购买那些不再被耕种的荒地,而他们从来也没有耕种过土地。[111]这似乎是水兵地产的第一个案例,[112]确实是对拜占廷海军具有重大156意义的措施,从一开始,它就成为西比拉奥特海上军区的基础。

  另外,尼基弗鲁斯进行大规模移民,其政治意图十分明显,就是保卫那些特别容易受到攻击的领土。小亚细亚各军区的居民被强迫要求卖掉各自的产业,迁居到“斯拉文尼亚”,即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地区。到此殖民的移民无疑被授予新土地,他们作为“小军役土地持有者”还必须服军役。塞奥发尼斯对这个移民措施极为反感,把它与两个世纪前的殖民化政策联系起来。在尼基弗鲁斯的移民政策的背后,确实并无任何新的革命性计划。事实上,他是通过弥补修复前代皇帝们的缺陷和不足,来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工作,在所有新措施中,他都严格地按照拜占廷的传统政策办事。首先,他将其注意力投向拜占廷国家的两大支柱,即税收和军队。他虽然是通过暴力强制手段,却极大地增加了帝国的财政实力。他在这方面从事的积极活动,表现出对拜占廷财政管理方法的深刻洞察力,揭示出在中世纪初期阶段拜占廷经济高度发展的状态。同样,他极大地加强了拜占廷帝国的军事力量,这个前财政大臣的最新和最重要的措施都是直接为了实现这两个目的。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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